我想说句什么，但话没出口。夜风哗啦啦吹散一叠晚报，一直吹到月台端头。

    她又一次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拨往一边，有气无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绕行不休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内侧潮乎乎的。我毅然开口道：

    “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的话因而“噗”的一声半途折断。

    她默不作声，似乎在等我的下文，并且依然盯着自己的鞋尖。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站务员用扫帚归拢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由于时间晚了，电车班次已明显减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说，“不是说谎。但不仅如此。表达我虽表达不好，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只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那个交谈当中蓦然这样觉得的。而且我始终在考虑——这种地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扬起脸，定定看一会我的脸。

    “不是故意让你上错车的，”我说，“大概是我想东西的关系。”

    她点点头。

    “明天打电话，”我说，“再去哪里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泪痕，双手插回大衣袋：“……谢谢。老是麻烦你，真对不起。”

    “不该你道歉，出错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个人坐在椅上没动，点燃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箱。钟已快十二点了。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个中国人。

    4

    讲一下第三个中国人。

    前面也已写到，他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算是我朋友的朋友，还交谈过几次。

    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

    那是十二月一个阴冷的午后。没有风，但空气砭人肌肤，云间不时泻下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街市上笼罩的暗幽幽的灰膜。去银行回来的路上，我走进面对青山大道的一家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翻动一本新买的小说。小说看倦了，便抬眼打量路上的车流，然后又看书。

    注意到时，他已经站在了我面前，道出我的名字。

    “不错吧？”

    我愕然地从书上抬起眼睛，答说“不错”。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