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艺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艺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注：一九五○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

    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