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格调到位，举止也够脱俗，尤其让人欣赏的是她全然没有下雨的星期五独自在度假宾馆餐厅里吃早餐的年轻女子很容易挥发的那种特有氛围。她普普通通地喝咖啡，普普通通地往面包卷上抹黄油，普普通通地把熏肉炒蛋夹到口中。看那样子，似乎既不觉得十分有趣，又不感到怎么无聊。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叠好餐巾放在餐桌一角，叫来男侍应生往账单上签字。

    “看来今天又要下一天了。”男侍应生说。他很同情我。整整被雨闷了三天的住客谁见了都要同情。

    “是啊。”我说。

    我把报纸夹在腋下从椅子上欠身立起时，女子仍嘴贴咖啡杯，眉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外面的风景，似乎我压根儿就不存在。

    每年我都来这家宾馆，大致是在住宿费便宜些的旅游淡季。夏季和年头岁尾等旺季时的住宿费以我的收入来说未免过于昂贵，况且人多得像地铁站一样。四月和十月最为理想。费用便宜四成，空气清新，海边几乎不见人影，又能天天吃到百吃不腻的新鲜可口的牡蛎。开胃菜两样，主菜两样，全是牡蛎。

    当然除了空气和牡蛎外，还有几个理由让我中意这家宾馆。首先是房间宽敞。天花板高，窗大，床大，还有个桌球台那么大的写字台。一切都阔阔绰绰。总之是座应运而生的老式度假宾馆——在久住客占了客人大半的和平时代，人们有这个需求。在战争结束、有闲阶级这一观念本身烟一般消失在空中之后，惟独宾馆酒店始终如一地默默生存下来了。大厅的大理石柱、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餐厅的枝形吊灯、磨损的银制餐具、巨大的挂钟、红木橱柜、按上拉手开关的窗扇、浴室里的马赛克……这些都让我喜欢。再过几年——也许不出十年——这一切必然灰飞烟灭。建筑物本身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电梯摇摇晃晃，冬日里餐厅简直冷成了电冰箱，改建日期显然迫在眉睫。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我只是希望改建日期多少推后一些罢了。因为我不认为改建后的新宾馆的房间能维持现在四米二十的天花板高度，何况究竟有谁追求四米二十高的天花板呢？

    我屡次领着女友来这家宾馆。若干个女友。我们在此吃牡蛎，在海边散步，在高达四米二十的天花板下做爱，在宽宽大大的床上安睡。

    我的人生本身是否幸运另当别论，但至少在这宾馆的范围内我是幸运的，至少在这宾馆的屋顶下我们的关系——我和她们的关系——是一帆风顺的。工作也一帆风顺。运气与我同在。时光缓慢然而不停滞地流淌。

    运气发生变化是不久之前。不，其实很久之前运气就有了变化，只不过我可能没注意到罢了。说不清楚了。反正运气变了。这点确切无疑。

    首先是同女友吵了一架。其次开始下雨。再次是眼镜打了。足矣。

    两个星期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订了五天双人房。准备最初两天处理工作，剩下三天同女友优哉游哉。不料出发前三天——前面也说了——我和她不大不小地吵了一架，一如大多数吵架一样，起因实在微不足道。

    我们在一处酒吧喝酒。星期六晚上，里面很挤，两人都有点烦躁不安。而我们所进的电影院又人满为患，且电影不如所说的那般有趣，空气也极其恶劣。我这方面工作联系渠道不畅，她则是月经第三天。种种事情凑在一起。我们桌旁坐着一对二十五六岁的男女，双双醉得不成样子。女的突然起身时把满满一杯红色苦味橘汁洒在我女友的白裙子上，道歉也没道歉。我抱怨了一句，结果一起来的男的出马吵了起来。对方体格占上风，我练过剑术且无须护面具，旗鼓相当。满座客人都看着我们。调酒师过来说若是打架就请付完账到外面打去。我们四人付账出门。出门后都已没了吵架的劲头。女的道歉，男的出了洗衣费和出租车费，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女友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