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一些严肃的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确实，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使人一谈起他们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是：要么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么就刚好相反，完全瞧不起，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还要蔑视。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心术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的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爱用的说法， ultima ratio③！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 ，我也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朝敞开的窗子外面眺望。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小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

    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仿佛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恋人般的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④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谈他的想法。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审慎，不敢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而又细小的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吸引人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诌诌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象，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象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雅克·贝蒂⑤。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他认为吸引人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勃拉姆斯和巴赫，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得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以惹得我厌烦，好象我看他，听他说话，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