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她看见法丽芭斜倚着她家房子的墙壁，和一个刚搬到德马赞区的女人聊天。法丽芭面带笑容，双手的手掌抚摸着她那怀了孩子的隆起腹部。玛丽雅姆忘记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了，她的模样比法丽芭年纪大，她的头发染了紫色，看上去很古怪。她手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孩。玛丽雅姆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塔里克，因为她曾听见这个女人在马路上用这个名字呼喊他。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没有加入邻居的行列。大约有一万人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喀布尔政府所在的区域进发，他们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拉希德说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生前是个杰出的共产党人，他的支持者谴责达乌德汗的政府谋害了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这些天来，他从不拿正眼瞧她，所以玛丽雅姆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跟她说话。

    “共产党人是什么？”

    拉希德哼了一声，双眉一扬。“你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呸。我不知道我干吗觉得意外。”说完他双脚交叠，脚后跟架到桌子上，不耐烦地说共产党人就是那些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谁啊？”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收音机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塔拉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正在马路上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布煽动性演说。

    “我想问的是，他们想干什么？”玛丽雅姆问，“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

    拉希德咯咯笑起来，摇了摇头，但玛丽雅姆见到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向别处，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像个孩子。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它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问是因为……”

    “闭嘴！”

    玛丽雅姆乖乖听从了。

    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忍受他把她当做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经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玛丽雅姆清楚地看到一个心存恐惧的女人的忍耐度有多么大。玛丽雅姆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女人。她害怕他反复无常的心情和暴烈的脾气，她也害怕他的专横，甚至平时买点油盐酱醋也会惹他发火，一次又一次地招来他的耳光和拳打脚踢，而过后，他有时候会说着脏话道歉，有时候则不会。

    自从公共浴室那天之后，四年来，又曾有六次希望从玛丽雅姆心中升起，但后来都告破灭，每一次都是流产，每一次都是瘫倒在地，每次都是比上一次更加匆忙地去看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她更加疏远和怨恨。现在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法令他高兴。她清扫屋子，确保他总是有一些干干净净的衬衣可穿，烹调他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万般无奈的她甚至还买来了化妆品，为他上了妆。但当他回家时，他看了她一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她赶忙跑进浴室，把脸上的妆全都冲掉，耻辱的泪水和香皂水、口红、睫毛膏混在一起流下来。

    如今，玛丽雅姆害怕听到他夜里回家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嗒声，房门打开的吱嘎声——这些声音都让她心跳加速。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清脆的鞋跟落地声，听着他把鞋子脱掉之后沉闷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光凭耳朵，她能听出来他在干什么：椅子的脚被拖着擦过地板；他坐在藤椅上，不堪重负的藤椅发出凄凉的叫声；他拿着调羹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