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这么说，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啦？”这时他说，露出戏谑的微笑，“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厢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