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