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钝刀雕刻木头的玩具冲锋枪，搬运一袋袋面粉，那些面粉已经结成硬块，谁都无法用它来做面包。风一吹过，整个难民营的所有帐篷就会噼啪作响。风儿还吹弯了随处可见的丛生杂草，吹起了在各处泥屋屋顶之上飘扬的风筝。

    “很多孩子死掉了。痢疾，肺结核，饥饿——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死于该死的痢疾。真主在上，莱拉，我真的看到很多小孩被埋葬。一个人不可能看到比这个更糟糕的景象。”

    他双腿架在一起。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父亲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了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一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的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的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

    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

    “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那个店主给了他一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一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我应该记住他知道我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我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了。”

    “你走了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我开始以为我没事的，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的外貌像一个会计，耳朵上夹着一只铅笔。那人低头看了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我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一些代价了，这个人。’”

    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的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

    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了，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笑得那么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的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一个瘸子。”察尔迈伊说。

    “那么我猜的没错了？”

    “他只是来坐坐。”玛丽雅姆说。

    “闭嘴，你。”拉希德指着玛丽雅姆怒喝。他转向莱拉。“嗯，你都听到些什么了？赖里和玛姬浓重逢了。就像过去一样。”他的脸色变得冷冰冰。“这么说你让他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