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进来这里。进来我的房子。他在这里，见到我的儿子。”

    “你骗了我。你对我撒谎，”莱拉咬牙切齿地说，“你请那个人坐在我对面？？你知道如果我以为他还活着，我就会离开。”

    “难道你就没有对我撒谎？”拉希德咆哮起来，“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的那个哈拉米？你真把我当白痴啊，你这个婊子？”

    塔里克说得越多，莱拉越害怕他会停下来，越害怕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意味着轮到她说话了，轮到她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轮到她亲口说出他肯定已经知道的事情。每当他停顿下来，她总是感到一阵眩晕。她避开他的目光。她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看着离别这些年在他的手背上长出来的黑色的粗毛。

    关于他坐牢那些年，塔里克没多说，就说他在里面学会了乌尔都语。莱拉问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个姿势中，莱拉看见了生锈的铁栅、肮脏的身体、粗暴的男人、拥挤的监房和长满霉菌的天花板。从他脸上的沧桑，莱拉看得出那是一个卑劣、无耻和绝望的地方。

    塔里克说在他被捕之后，他母亲试图联系上他。

    “她来了三次。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她。”他说。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之后又写了几封，尽管他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到不了她手里。

    “我也给你写了信。”

    “真的吗？”

    “写了很多啊，”他说，“你的朋友鲁米说不定会妒忌我的高产呢。”然后他又笑了，这次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仿佛他既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吃惊，也为自己直承其事而觉得尴尬。

    察尔迈伊在楼上大哭起来。

    “那么，你们两个，”拉希德说，“又像过去一样了。我想你应该给他看了你的脸吧。”

    “是的。”察尔迈伊说。然后，他对莱拉说：“你给他看了，妈妈。我看到了。”

    “你的儿子不欢迎我嘛。”塔里克对回到楼下的莱拉说。

    “对不起，”莱拉说，“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别理他了。”察尔迈伊是一个孩子，一个爱戴他父亲的小男孩，他对这个陌生人的本能厌恶非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合情合理。想到这一点，莱拉有一种做错事和内疚的感觉，她匆忙转移了话题。

    我也给你写了信。

    写了很多啊。

    写了很多啊。

    “你在穆里住了多久？”

    “还不到一年。”塔里克说。

    他在狱中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交了朋友，他说，那人叫萨利姆，是巴基斯坦人，原来是曲棍球球员，多年来是监狱的常客，当时他因为刺伤一个便衣警察而被判了十年。每个监狱都有像萨利姆这样的人，塔里克说。这种人为人圆滑，而且门路很广，能够买通官员，替狱友办一些事情。这种人身边既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险。萨利姆找人替塔里克在外面打听他母亲的情况。萨利姆让他坐下来，像父亲般用温和的口气告诉他，由于流落街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塔里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度过了七个年头。“我算判得轻的，”他说，“我比较走运。原来那个审理我的案件的法官娶了一个阿富汗的老婆。或许是他可怜我吧。我也不知道。”

    2000年冬天，塔里克服刑期满，萨利姆把他兄长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塔里克。他兄长的名字叫萨伊德。

    “他说萨伊德在穆里开一家小旅馆，”塔里克说，“二十个房间和一个大堂，是个接待游客的小地方。他说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

    塔里克一下车就喜欢上穆里：积雪压枝头的松树，寒冷而清爽的空气，窗户紧闭的木屋，自烟囱袅袅升起的炊烟。

    在敲着萨伊德的房门时，塔里克曾经想：这个地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