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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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