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是打开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