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打交道时，我们决不可以合上账本。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说，身体即使不是一个物，也是一种处境，如我要采纳的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一庞蒂的观点，就是这么认为的。身体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工具，是制约我们设计的一个因素。女人比男人弱，肌肉力不那么强，红血球较少，肺活量也不大；她跑得比较慢，只能举起不太重的东西，几乎在任何体育项目中都不能和男人相匹敌；她打不过男人。除了所有这些弱点，还必须加上前面已提过的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及脆弱性。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她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才比较有限，她才一般来说缺乏她不太胜任的设计所需要的坚定与沉着。换言之，她的个人生活才不如男人那么丰富。

    这些事实当然不容否认——但它们本身毫无意义。一旦我们采纳了人的观点，根据生存去解释身体，生物学就会变成一门抽象的学科。生理学的这个事实（如肌肉不发达）无论何时有意义，人们都会马上认为它取决于整个处境。只有根据男人提出的目的、他可得到的工具和所确立的法律，这种“弱点”才会得到如此揭示。如果他不想驾驭世界，把握事物这个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驾驭不需要付出全部体力，不需要超出可达到的最低限度，体力差别就会消失。每当暴力与习俗相背，肌肉力就不可能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依据。简单地说，‘溺点”这个概念，只有从存在主义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才可以予以确定。有人说人类是非自然的，但这个命题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不可能否认事实。但是，他通过处理事实来确立关于事实的真理；只有包括他的主动性，对他来说自然才是现实的——他自己的本性也不例外。就像让女人去把握世界，抽象地测量生殖功能强加于她的负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母性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在动物那里受发情期和季节的自然调节，而在女人那里却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是唯一的仲裁者。从社会所要求的生育数量和为怀孕与分娩所提供的卫生条件来看，物种对女人的奴役多少有些严酷。因此，虽然就高等动物的个体生存来说，雄性的确比雌性坚持得专横，但人类的个体“潜能”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处境。

    但不管怎么说，雄性的个体特权在物种内部并非总是赋予雄性以优越地位，因为雌性在怀孕时获得了它自己的某种自由。朱克曼对狒狒的研究表明，有时雄性确实处于支配地位；但许多物种的两性过着分居生活，而狮子的两性平等地分担着兽穴里的义务。这里仍不可能把人的处境归结为任何别的处境。首先，不应当把人解释为单纯的个体；男人和女人从未相互对立过，也从没有进行过一对一的决斗；夫妻是原始的Mforin以伴〕，是基本的联合体；因而他们永远是大集体中的一个长久或短暂的要素。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哪个性别对物种更重要，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配于这个意义上，在性交与怀孕功能这个意义上，如我们所见，男性本原为维持而创造，女性本原为创造而维持。但在种种社会生活形态中，这一劳动分工都有哪些形式？在依附其他机体或基层的座生物种中，在无须费力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丰富养料的物种中，雄性的作用只限于授精。一旦必须用搜寻、追猎和战斗来提供幼体所需要的食物，雄性为了供养幼体大多都能够进行合作。在后代断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不能自理的物种当中，这种合作是绝对需要的；这时雄性的帮助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若没有雄性，它创造的生命就不能得以维持。一个雄性每年可以让老干个雌性受孕，但这也要求它向每一个雌性保证后代出生后能够存活下来，要求它保护它们不受敌人的侵犯，要求它从自然界索取必需的食物以满足它们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与生殖力之间的平衡，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是以不同方式确立的，这些条件制约着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