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女人

    女人处境的演变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大入侵发生时，整个文明再度受到怀疑。罗马法本身也受到基督教这一新的观念形态的影响，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蛮族成功地推行了自己的法律。于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女人的处境也受到了冲击。

    基督教的观念形态对压迫女人起了不小的作用。无疑，在福音中有一缕上帝之爱的清香，它就像飘到麻疯病人的身上一样，也飘到了女人的身上。的确，是贱民、奴隶和女人在非常热情地坚持着新法律。在基督教早期，女人服从教会的管束，那时她们比较受到尊重。她们和男人都被证明是殉道者。但在做礼拜的时候，她们却只能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女执事”有权过问的只是关心病人和帮助穷人之类的世俗事务。即使认为婚姻是一种要求相互忠诚的制度，似乎也很明显，妻子要完全服从她的丈夫，这通过圣·保罗（St．Paul），通过犹太传统即野蛮的反女权观念被肯定了下来。

    圣·保罗告诫女人不要抛头露面，要处处小心谨慎。他把女人从属于男人，建立在旧约和新约全书的根据之上。“因为，男人不属于女人，但女人却属于男人；没有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创造女人却是为了男人。”另一处说：“丈夫是妻子的统领，这甚至和基督是基督徒的统领一样……所以，就像基督徒要服从基督那样，让妻子也完全服从她们自己的丈夫吧。”在谴责肉体的宗教里，女人也成了有极大诱惑力的魔鬼。德尔图良（tertullian）写道：“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把连魔鬼也不敢直接攻击的人引入歧途。上帝之子不得不死是你的罪过；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圣·安布罗斯说：“是夏娃把亚当，而不是亚当把夏娃引向罪孽的，女人把她所引向罪孽的男人认做丈夫是公平合理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说：“在一切野兽中，没有一种像女人那样害人。”4世纪在制定教会法时，婚姻被看做是对人的脆弱性的让步，是和基督教的完美不相容的。圣帕罗姆写道：“让我们手握利斧彻底砍掉婚姻这棵无果之树吧。”从强行推行教士独身制的格利高里六世时代起，女人的危险特性就受到更加严厉的强调：神父们全都宣布她的本性是下贱的、邪恶的。圣·托马斯忠于这种传统，称女人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不完整的人，一种有缺陷的人。他写道：“男人在女人之上，就和基督在男人之上一样。女人要在男人支配下生活，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她无权离开她的丈夫。”而且，教会法还除了嫁妆模式不承认其他任何婚姻制度，这使得女人在法律上处于无行为能力和无权的地位。不仅男性职业对她仍是封闭的，还不许她出庭作证，不承认她的证言具有法律效力。帝王们在某种程度上受着神父的影响。直上丁尼的立法虽然尊重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女人，但认为她从属于这些功能。她完全是由于在家中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她的性别，才在法律上处于无行为能力的地位。离婚受到禁止，结婚要举行公开仪式。对于子女，母亲有和父亲相等的权威，她和子女一样也有继承权。若丈夫死了，她就成为他们的合法监护人。由于元老院对维里安法的修改，女人今后可以基于第三者的利益订立契约，但不能为丈夫订立契约。她的嫁妆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子女的世袭财产，不许她进行处置。

    在蛮族占领的疆域，这些法律和日耳曼的传统交融在一起。日耳曼人平时没有首领，家庭是独立的社会，女人在家完全受男性的支配，不过她受到尊重，有某些权利。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通奸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塔西伦所说，战时妻子随丈夫一起出征，与他同生共死。女人的劣等性是身体柔弱而不是心理弱点造成的。从可以当家司那时起，女人就可能受到优于男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