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安。我在窗前站住，或者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有一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来折磨我：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派人买粮食来，然后挨家散发，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匆忙中还有危险，发给吃饱肚子或者领来粮食转手倒卖的人也许出发给饥民的粮食反而多一倍。行政机关我是不信任的。所有那些地方自治局长官啦，税务督察员啦，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就象对当代一切只重实利而没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不能轻易信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乡公所以及本县一切机关也丝毫引不起我向他们求援的心意。我知道这些机关已经咬住地方自治局和国库的馅饼，而且每天张开嘴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再咬住另一个什么馅饼。

    我灵机一动，想邀请附近的地主们到我家来，对他们提出建议，在我家里组织一个委员会或者中心之类的机构，由它把所有的捐款汇总起来，在全县散发赈款，发布指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人们常常会商，可以进行广泛而得力的控制，这倒完全合我的意。可是我想象那些小吃啦、午饭啦、晚饭啦，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本县人士必然会带到我家里来的嘈杂、闲散、饶舌、低级趣味，我就赶紧放弃这种想法了。

    讲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却最不能期望他们会给我什么帮助或者支持。我的头一个家庭，也就是我父亲的家庭，原本人口众多，十分热闹，现在却只留下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就是女家庭教师Marie③小姐，或者按照现在大家对她的称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她是个身材矮小、为人古板的七十岁的老太婆，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戴一顶镶着白丝绦的包发帽，活象个瓷娃娃。她老是坐在客厅里看书。每逢我走过她面前，她总是知道我沉思默想的原因，说：“您要怎么样呢，巴沙④？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弄到这个样子。您从我们家里这些用人身上就看得出来。”

    我的第二个家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她住在楼下，占据楼下所有的房间。她在楼下吃饭，睡觉，招待客人，完全不关心我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招待一 些什么客人。我们的关系平平常常，并不紧张，然而冷淡，空虚，乏味，如同那些早已彼此疏远因而即使一个住在楼上一 个住在楼下也没法互相亲近的人一样。先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甫娜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热烈而又不安宁的爱情，时而甜蜜，时而又象艾草那么苦，如今却不复存在，就连往日的口角、高声的谈话、责难、抱怨、突然发作的憎恨也已经不存在了（这类发作照例这样结束：我妻子出国旅行或者回娘家去了，我呢，给她稍稍汇一点钱去，不过汇钱的次数很多，为的是要常常刺痛我妻子的虚荣心）。我那骄傲的、爱面子的妻子和她的亲属是靠我的钱养活的，我妻子虽然心里不愿意，却没法拒绝我的钱，这使我心中暗暗痛快，成为排解我的愁闷的唯一安慰了。现在，每逢我们偶尔在楼下过道上或者院子里相遇，我总是点一点头，她也有礼貌地笑一笑。我们谈到天气，说眼下似乎该装双层窗子⑤了，又说有人坐着马车，响着铃铛，顺着堤坝走过去；同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我对您是忠实的，不会破坏您十分珍爱的您那好名声；您呢，也聪明，不来搅扰我，我们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我对自己反复说：爱情早已在我心里熄灭，我太专心干我的工作，没法认真考虑我对妻子的态度了。可是，唉，这只是我那么想罢了。每逢我的妻子在楼下大声说话，我却注意地听她的说话声，虽然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她在楼下弹钢琴，我老是站起来听。遇到她要坐马车出门或者骑马外出，我就走到窗前，等着她从正房走出来，看她怎样坐上马车或者骑上马，从院子里走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点变化，我生怕我的眼神和我脸上的神情会流露出来。我目送妻子外出，然后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