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咋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盾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思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