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也随之而来，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活儿干，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拉土去填平地基，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等着死神来临。

    我的心境也象秋天那样阴郁。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的城市生活的内幕，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那些跟我住在同一个城里的人，原先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从外表来看，他们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了本相，原来是些卑劣、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

    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却吩咐我在收据上写十二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要是你这坏蛋再多嘴，我就给你一个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滚他的！”

    小铺子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等！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是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公道，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发生欺诈的事。卖给我们干性油的商人也好，包工头也好，伙计们也好，主顾们本人也好，都干着欺骗的勾当。不消说，我们是任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也得每一回站在后门口，脱下帽子，好象要饭似的，哀求很久才拿得到。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手里捧着一包书，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

    我对她点了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向我伸过手来说。“看到您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得不自在。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浆糊桶、壁纸，接着说：

    “我曾请求布拉果沃医师设法让我跟您接近起来，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成。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 ，随意到我家来玩，那我会十分高兴。我真想跟人谈谈天！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得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没有睡着。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士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