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士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临，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 个兵士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

    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觉得高兴一点。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抹油灰，预备上金粉。这是一种又干净又不费力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许多活儿，光阴过得很快，谁也不觉得。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 般。四周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只有墓园里才会这么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劈啪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弄得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象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或者，一个画工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随后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或者，萝卜叹口气，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说：“什么事都会发生！

    任什么事都会发生！“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们发觉，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给抬进来了。……白天我就在这种沉寂的氛围中，在昏暗的教堂里打发过去。漫长的夜晚我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去看戏，坐在楼座，身上穿一套新的花呢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看到的话剧和活画，我就带着羡慕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我又下不了决心到阿若京家去。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们重新争论，晚上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装出酒鬼的样子。他喝酒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显得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咎的脸色看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偶然的。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哎，您为什么不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十分可爱，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废话！”医师笑了。“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去找她。您愿意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象那天早晨我来求差事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象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的脸就显得好象宽了一些，那时我觉得她很象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又宽又红，神态有点象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看上去并不年轻，好象有三十 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坐，说。“要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