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才好。”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祸害都是由于闲散，由于烦闷无聊，由于心灵的空虚而来。如果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老老实实告诉您：做个有钱人挺乏味，也不愉快。俗语说，人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财富总不会是靠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她用严肃、冷淡的目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清点家具似的，接着说：“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连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也能慢慢地被它们所吸引。以前父亲和我生活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掉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必然带来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苦、最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也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浸在克瓦斯里的面包渣，”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响起了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存在。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逗趣儿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我由于不习惯而觉得拘束，于是就跟民族志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呆板。医师也讲了几个有关工人生活的笑话。他身子摇摇晃晃，哭泣起来，屈膝跪下，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在表演，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一面弹钢琴，一面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似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也真是！”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册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但是多少也有点象。她笑，胡闹，做可爱的鬼脸。她干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得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的，而是在模仿什么人。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就跟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扫他们的兴，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有天赋的人，”陀尔席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成，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看出深刻的社会潮流，随着它飘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