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述着什么事。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地板上，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东西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象马车夫那样的牙齿，含笑说道：“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②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推崇备至。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好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

    他穿着短上衣，脚上是一双家常穿的便鞋，走起路来好象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轻声哼着歌，畅快得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的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着手拯救农民，到头来这一切总会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

    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喝白酒。我还喝了葡萄酒。我们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肠、大馅饼、酸辣菜、各种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么缘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税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什么人常常免费寄给他鱼子和干鱼肉。他住房子不花钱，因为铁路上用的煤油是房主供应的。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的一切好东西都供他们享用，而且他们完全不用化钱就可以弄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们家去，可是兴致已经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得拘束，有他在场我就感到自己的手脚仿佛全给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发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议论使我厌倦，引起我的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这个保养得很好、脸色红润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十分粗暴，这些回忆也使我难受。不错，他搂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赞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依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是为了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说说笑笑了，我变得孤僻，不爱说话，随时等待他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尔一样，我那外省人的、小市民的自尊心是怎样地愤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们家里喝贵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能容忍这些！每逢我到他们家去，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皱起眉头，倒好象我真是个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饱餐了一顿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堕入情网。不管我走在街上也好，做工也好，跟同伴谈话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妈那面凸凹不平的镜子前面站立许久，系好领带，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厌，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那么浅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间里向我打招呼，说是她没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换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觉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象在下降似的。每逢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哪怕她离我还远，我也一定要作个比较；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气，穿得不好看，举止不雅，这种比较在我心里引起一种骄傲的感觉：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里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