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医院，她赶紧打电话给这些医院，最后终于在我开车送巴克利去的那家医院打听出消息：“有位叫做杰克·沙蒙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他现在还在急诊室里。”“你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请问你和沙蒙先生是什么关系？”

    她说出多年以来没有说过的几个字：“我是他妻子。”

    “他心脏病发作。”

    她挂了电话，颓然地坐在雇员区的橡胶地板上。值班经理走进来时，她依然坐在地上喃喃地重复着：丈夫，心脏病。

    不一会儿，她已经在值班工人的卡车上抬头张望，这个沉默的工人平常很少离开酒厂，现在他载着她直奔旧金山国际机场。

    她买好机票，登上一班在芝加哥转机的班机，一路直飞费城。随着飞机逐渐上升，乘客和空服人员已置身于云雾之中，妈妈恍惚听到信号铃叮的一声，机长像往常一样告诉乘客做什么，或是指示空姐该准备什么；空姐推着车子穿过狭窄的走道，车子叮当作响。妈妈对周遭一切却视而不见，她只看到酒厂阴凉的石头拱廊，拱廊后面放着空橡木桶，白天工人经常坐在拱廊里乘凉，但在妈妈的眼中，这些工人全都不存在，拱廊中只有爸爸握着那只缺了把手的瓷杯看着她。

    飞机抵达芝加哥之后，她的心情总算稍微平静。她利用两小时转机的时间，买了一把牙刷和一包香烟，然后打电话到医院，这次她请外婆过来听电话。

    “妈，”她说，“我现在在芝加哥，再有几小时就到家了。”

    “谢天谢地，艾比盖尔，”外婆说，“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到酒厂，他们说你已经去机场了。”

    “他情况怎么样？”

    “他在找你。”

    “孩子们在医院里吗？”

    “是的，塞谬尔也在。我本来打算今天打电话告诉你，塞谬尔已经向琳茜求婚了。”

    “太好了。”妈妈说。

    “艾比盖尔？”

    “怎么了？”妈妈听得出外婆好像欲言又止，这绝非外婆平日的作风。

    “杰克还在找苏茜。”

    她一走出芝加哥机场，马上点燃一支香烟。一群学生涌过她身旁，每个学生都提着乐器和简便的旅行袋，乐器盒旁边系着一个鲜黄色的名牌，名牌上写着“爱国者之家”。

    芝加哥相当闷热，并排停在路边的车辆排放出废气，浊重的空气更令人窒息。

    她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抽完手上的香烟，抽完之后马上再点上一支。她一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另一只手拿着香烟，每吸一口就把手臂向前伸。她穿着酒厂的工作服，下身是一条褪色但干净的牛仔裤，上身则是口袋上绣着“库索酒厂”，有点泛白的橘色t恤。她变得比较黑，把淡蓝色的大眼睛映得更蓝。她把头发放下来，在颈背下方松松地扎个马尾，我可以看到她耳后和鬓角边夹杂着几根白发。

    她想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离家这些年来只身独处，一直计算着时间，她知道不管离开多久，她对家人的牵挂迟早会把她拉回家里。现在她面临了婚姻的责任与先生的心脏病，这两股力量终于使她重返家门。

    她站在航站大厦外面，伸手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拿出一个男用皮夹，自从到酒厂上班之后，她就不带皮包，而把钱和证件放在男用皮夹里，这样她就不用担心皮包放在吧台下安不安全，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她随手把烟蒂丢到出租车上，转身在路旁的水泥花坛边坐了下来，花坛里有些杂草，还有一棵小树可怜巴巴地挺立在乌烟瘴气的空气里。

    皮夹里放着一些照片，她每天把照片拿出来看，惟独只有一张被反着夹在放信用卡的地方。警察局证物室的保险箱里摆着同一张照片；雷离家上大学之前，卢安娜也是把同一张照片夹在一本印度诗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