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通过四川地方官员与南宋朝廷联络。当时四川实权人物为制置使赵彦呐及总领四川财赋安癸仲,二人亦努力为汪氏上书。
对于南宋而言,这本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若得汪世显倾心归附,不但斩断了金国右臂,且将极大地巩固大宋西北边防。但因为有李全的前车之鉴,朝中重臣如宰相郑清之等人群起反对,宋理宗经过反复思虑后,最终拒绝了汪氏的内附请求。
尽管结果不遂人愿,汪世显还是与南宋四川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金国灭亡后,依然积极与南宋通好,然内附一事终究难成。当蒙古大军兵临巩昌城下时,汪氏必须要作出抉择,思虑后叹道:“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与其自经于沟渎,故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于是举城向蒙古皇子阔端投降。
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
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苟安”成为国策。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是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除了决定派遣诸王长子西征外,还宣布要对南宋“躬行天讨”。是年秋,蒙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然与之前无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军南下攻宋相当不顺利。南宋虽积弱已久,君臣习于苟安,爱国志士横受压抑,宋军孱弱,力不足以御侮,却有横贯东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蒙古军以骑兵见长,不习水战,难以涉渡天险。起初对金国用兵时,蒙古军亦曾为黄河所阻,“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后来还是有人暗中指点,告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蒙古军遂有先灭西夏,而后绕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终蒙古灭金,仍是假道宋境,“逾积石,践蜀境”,避开了黄河天堑,此迂回战略即为著名的“斡腹之计”。鉴于蒙古军在攻宋正面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窝阔台决定还是采用斡腹的老办法,即避开淮河、大江,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翼进攻南宋,巴蜀则被选为进击的突破口。宋蒙开战后不久,四川即沦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四川又称“天府之国”,分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四路,总称四川路,此即“四川”得名的由来。它位于长江上游,对中原成俯视冲决之势,地位极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起初只是关中之国,然其攻灭巴、蜀后,即对楚国等其他六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关中之国最终冲出了函谷关,一统天下。入宋以后,四川更是成为朝廷的财赋重地,号称“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