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后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让出陕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仅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等地，又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与金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导致大散关以内的西蜀地区与金境接壤，四川遂跃升为边郡，成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关南侧沿东西向选择了三处天然绝险之地作为关隘，驻兵设防。这三处关隘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三关之外，又有五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三关和五州堪称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名士高稼长期在巴蜀担任地方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称巴蜀“系天下始终”，而“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蜀口地势险峻，有险可恃，易守难攻。南宋初年，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守卫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屡败强敌。当时金军兵锋极锐，一举越过长江天险，追得宋高宗赵构逃亡海上，势不可挡，大有横扫天下之意，唯独在进击四川时，为吴氏兄弟所败，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金军统帅金兀术亦中箭负伤，仅以身免。吴玠将所取得的战果归功于和尚原的险要地形，道：“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吴璘也称：“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

    三关五州之北，则是秦巩之地。倘若南宋朝廷接纳了汪世显的归附，那么其统辖下的二十四城则成为三关五州的外围防线，防卫形势比吴氏兄弟镇蜀时更有优势。然而南宋朝廷内忧外患，苟延残喘，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亦没有眼光和胸襟来接纳汪世显，最终将其拒之门外，导致他转投蒙古人的怀抱。

    蒙古军以斡腹之计兵出西南，尽管避开了水战，但所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四川多崇山峻岭，不利于骑兵驰骋，加之地形复杂，自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对于不熟悉道路的蒙古军而言，几乎是寸步难行。而汪世显非但坐拥秦巩之地，且熟悉蜀口山川地形，足以充当蒙古军入川的向导和先锋。蒙古人一眼便看出汪氏的巨大价值，对其主动投降大喜过望，不惜赐予高官厚禄，倾力笼络。

    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立第三子曲出为太子，命其经略江淮，在正面战场吸引宋军主力。封次子阔端为西夏王，驻河西，主持入川军政事务。阔端与长兄贵由、弟弟曲出同为第二皇后乃马真所生，地位尊贵，这次作为侧翼“斡腹奇兵”主帅统兵征蜀，显是被父汗寄予厚望。他不像别的蒙古王子那般勇悍好斗，有着罕见的和善脾气，为人亦颇有气度，曾任用大批西夏故臣和儒生作为谋士，著名者如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之子高智耀等。

    阔端受命攻蜀，但他亦早听闻蜀门天险难以攻克，正苦无良策时，汪世显举城投降，其所辖秦巩之地正是入蜀的孔道，不由得令他大喜过望。他敏锐地意识到汪世显正是入蜀的最佳引路人，为进一步笼络人心，按蒙古习俗当场收汪氏为家臣，表示已视其为心腹，并欲娶汪世显幼妹汪红蓼为妃子，以联姻来结成更加稳固的联盟。不料汪红蓼虽是弱质女流，却是个刚烈性子，不肯趋炎附势，以已与人有婚约为由，断然拒绝了蒙古皇子的垂青。

    联姻虽不成，但丝毫没有改变汪世显效忠蒙古人的决心，他很快以先锋的身份，率领其部汪家军投入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战争。由于汪氏长年与蜀中通商，对四川边备部署及入蜀山川道路了如指掌，极大增强了蒙古军入蜀作战的能力。为了尽快占领蜀境，蒙古军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皇子阔端亲自率领，由汪世显引路，从正面进攻蜀口；另一路为侧翼部队，由宗王穆直率领，绕小道迂回南下，直接奔袭四川军政中心成都府。两路大军事先约期，要在成都府会师。此为“斡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