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

    “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

    “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

    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