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没有人做的事。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求她做针线活的人不少，只要她愿意干多长时间活，就有多少活可干，收入颇丰。一些人可能为了抑制自己的虚荣心，特意在堂皇庄严的典礼上，穿着她这双罪恶的手缝制的衣服。于是，她做的针线活便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婴孩的小帽上、甚至死人的棺木里，封闭在那里发霉腐烂。可是唯有一种情况是在记录里没有的，那就是从来没有人来求她为新娘刺绣遮盖在她们纯洁的羞赧红颜上的白面纱。这一例外说明社会对她的罪孽始终疾首蹙额，深恶痛绝。

    海丝特除了维持生计之外别无所求，自己过着最俭朴、最艰苦的生活，孩子的生活则稍稍宽裕些。她自己穿的是粗布做的衣裙，颜色是最暗淡的，佩戴的唯一装饰品就是那个红字--那是她注定非戴不可的。

    相反，孩子的服装却别出心裁，给人一种富于想象或者可以说，充满奇思妙想的印象。它确实给这个小女孩早已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飘逸的妩媚增加了几分魅力，不过它也许还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谈。海丝特除去打扮她的婴孩稍有花费之外，她把全部多余的收入用于救济他人，而这些人并不比她生活得更凄苦，而且还时常忘恩负义地侮辱施惠于他们的人。本来她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手艺，但她却替穷人缝制粗布衣服。很可能她这样做有一种忏悔的念头，而且很可能她化这么多时间做这些粗活，她要主动放弃许多闲情乐趣。

    在她的天性里，有一种丰富的、肉感的、东方人的特质--一种追求艳丽华美的趣味。但这种情趣在她的全部生活中，除了在她那精美的针线活里可以显露一下外，已无处可施展了。妇女从针线的劳作中所获得的乐趣对于男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对于海丝特·白兰来说，它可能是抒发她生活激情的一种方式，以从中得到一些慰藉。但是她把它跟其它欢乐一样看作是种罪孽。这种把良心跟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掺和在一起的病态心理，恐怕并不能说明其真心实意的悔改之情，在内心深处可能还有某种大可怀疑、十分错误的东西。

    海丝特·白兰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世上有了一个扮演的角色。由于她生性坚强，手艺出众，虽然世人让她带上一个标志，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它比之烙在该隐①额头上的印记还要难以忍受，但社会不能彻底摒弃她。

    然而，在她与社会的一切交往中，没有一件事使她感到她是属于那个社会的。凡是跟她有过接触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甚至他们的沉默不言，都暗示或常常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她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孤苦伶仃，仿佛居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用不同于其他人的器官和感觉来与自然交流。她对尘世间的利害关系超然置之，但它们又近在身边，难以摆脱，恰似一个重返故宅的幽灵，你不再能见到它或触摸到它，不能跟家人共欢乐同悲泣，如果它流露出不该流露的同情，也只是引起恐惧与可怕的厌恶。事实上，这些情绪以及最辛辣的嘲讽似乎是她留在公众心目中的唯一的一份东西。那个时代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时代。虽然她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刻也不敢忘记，但是人们还是常常十分粗野地触碰她最嫩弱的地方，使她感受到一阵阵新的剧痛，把她的处境生动地展现在她的自我意识里。如前所述，她竭力接济的那些穷人，时常辱骂向他们伸出的援助之手。同样，她因干活的需要出入于一些显要富贵人家，那里的夫人太太也惯于把苦汁滴进她的心里。有时她们采用冷言冷语，恶意伤人的策略，女人用此策略能够把琐碎小事调制出微妙的毒药来；有时她们就用粗鄙的语言攻击她毫无防范的心灵，犹如在溃烂的创口上再击一拳。海丝特经受过长期的磨练，已锻炼成钢，对于这些攻击不予理会，只是在她苍白的面颊上不可遏制地泛起一阵红晕，然后潜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