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

    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

    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

    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