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场合，人们迟早都会说起“那帮老伙计”、“那些小伙子们”或者“那帮人”，借此机会恰好可以推断对方到底是何许人物。

    “你回过我们那个老地方吗？”他问道。

    “从没回过。”我毫不含糊地说。绝对不能拖泥带水。我觉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绝对不能再涉及这个问题。

    “是吗？”他继续说，“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儿吧？”

    “现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不起。”他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至此我总算混过了第一关。我不太想去的某个老地方显然是有的。这一点可作为谈话的基础。

    不久他又开腔了。

    “是啊，”他说，“有时候我遇上一两个老伙计，他们都谈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么。”

    “可怜的家伙。”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没说出来。

    我知道该不失时机地来一手猛的了，于是便拿出了过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饶有兴致地展开了攻势。

    “喂！”我说，“比利现在在哪儿？你听说过他的近况吗？”

    这一招是万无一失的。任何一帮老伙计中都会有个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说，“当然听说，他正在蒙大拿经营农场哩。去年春天我还在芝加哥见过他——差不多有两百磅重了——你简直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当然认不出来。”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么佩特在哪儿呢？”我又问道。这也是很保险的。总会有个叫佩特的。

    “你是说比利的兄弟吧。”他说。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经常想到他。”

    “噢，”那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老佩特现在可大变样了——整个儿老老实实的了。”说到这里他开始发笑了，“嗨，佩特结婚了！”

    我也开始笑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人结了婚，说来总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谁，他结婚了这件事简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个不停。我真希望能够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车停开。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该怎么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没什么难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经常想写信给你，”他说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语气，“尤其是在听说你受了损失的时候。”

    我没有吭声。我损失了什么呢？是钱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丢了多少钱呢？我是为什么损失钱的呢？我不知这所谓损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产，还是只部分破产。

    “遭受那种损失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他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

    显然我是彻底破产了。但是我没吭声，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继续说，“人去世总是件伤心的事儿。”

    死了人！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我差点因高兴而打嗝了。这就好办了。在这种交谈中，应付有关死人的话题是最简单的。你只需一声不吭地坐着，静等对方说出死去的是谁就够了。

    “是呀，”我咕哝道，“是挺伤心的。不过也有令人宽心的一面。”

    “那当然，尤其是活到了那么个年纪。”

    “正如你所说，活到了那么个年纪，而且过了那样一辈子。”

    “我想，到最后都还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继续说道。

    “是的，”我回答说，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后几天还能在床上坐起来抽烟哩。”

    “什么？”他迷惑了，一难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来是这样，唉！

    “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