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你的，是我赠给你的！今天的甜点心我早已吃过了。”

    他在锦花旅馆五层的套房里度过了焦虑不安的5个钟头。

    他试图不去想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衣箱放在床上，打开，取出自己的通信记录。在靠近房间唯一的窗子边的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上，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他写了一封作为儿子的例行公事般的信给在奥克城的父母，其中提及了他的妹妹克莱尔和舅父赫尔曼。又写了一封短信给自己在旧金山的女儿朱迪，信中的关于游览的篇幅远远多于关于父亲对女儿慈爱的篇幅。他又着手写一封给“万象暴光社”的麦克洛克林的信，信中解释说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情况——兰德尔集团公司不能接受他那项业务了，但信没写完他就将它撕掉，扔进了废纸篓。

    由于他再次疏忽了与他的律师写信，所以他考虑给纽约的萨德?克劳福德打个电话。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叫来服务员订了一份清淡的午餐。但是端上来的却是蘑菇炖鸡加番茄酱、胡椒。这些东西由于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连一半也没吃完。

    他本想让安杰拉知道自己仍在罗马，最后还是决定不打电话，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不得不再撒谎，不然会使她内心充满忧虑的。他也考虑过给在阿姆斯特丹的乔治?L?惠勒打个电话解释自己缺席的原因，因为《国际新约》发行宣布日6天后就要来到，但他打定主意推迟这个电话——惠勒难免要发火——直到他碰到罗伯特?莱布朗。

    尽管他努力不去想莱布朗，但发现无济于事。他在旅馆房间里踱着步直到他弄清楚脚下的波斯地毯每个花样的每个细节、大理石面写字台上的每条裂缝以及自己面容上每一条皱纹——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梳妆台上椭圆形镜子里看见自己映出的脸部。

    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复活”的总部去干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的是领教信仰的意义。然而，他已化了自己一半的时间，是要把自己可能相信的事物彻底摧毁。

    就这样，这一切都是从博加德斯的那个所谓的致命的错误引起的。或许正如安杰拉和其他与自己接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的生长完全是自己的多疑导致的。

    所以，最终一切都落在了罗伯特?莱布朗这个人身上。不管怎样，他一定得在莱布朗身上找到最后的答案。

    上面是兰德尔在楼上自己房间里的思索。他现在仍在想着这些东西。当他又一次烦恼而又焦灼地坐在多尼咖啡厅的一张桌子边时，他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想让莱布朗出现。他只是确信自己希望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遭遇尽快结束。

    兰德尔在过去的一刻钟里至少看了10次手表盘上那些慢慢、慢慢移动的指针。5点过6分了。他又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当他举杯时，他从眼角瞟见班头乔利奥向他溜过来。

    乔利奥压低声音说，“兰德尔先生，他来了。”

    “在哪儿？”

    “我身后，这一排，我身后第三张桌子边。你会认出他的。”

    乔利奥走到一边，兰德尔转过头来看。

    他就在那里，正像弗鲁米所描述的那样，但要更甚一点。他看来更矮，比兰德尔想象的背更驼。头发梳得干净利索，肯定染过。枯槁的面容，满脸沟沟坎坎，戴着一副铁架、浅色镜片的眼镜。他穿着一件旧华达呢大衣，绒毛已磨光，大衣松散地披在他的双肩，两只空空的袖子自由地悬着，就像时髦的意大利人和胸怀抱负的年轻演员一般。他看起来虽然老迈，但并不虚弱。他面前桌面上的毕叽桌布上仅放了杯饮料，他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

    接着，兰德尔离开了自己的桌子。

    到达目的地以后，他搬过一张空椅子，故意放在莱布朗对面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