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红色，构成一种热情的背景。这种热情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以名状，因为“红”这个小小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了个个儿：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①，我不信蓝色，她骗不了我，也不能使我变绿，绿色是棺材，我躺在里面吃草②，绿色盖住了我，使我不见日光变成白色，白色又染黑，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红色是护士英格的胸针，她别着一个红十字，确切地说，别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很少能停留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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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意为：弥天大谎。

    ②这里是回文，一种文字游戏，“棺材”（Sarg）倒读就是“草”（Gras）。

    各式各样的喧闹声从起居室里传来，冲击我藏身的衣柜，把我从刚刚开始、奉献给护士英格的半睡状态中唤醒过来。我头脑清醒、张口结舌地坐在各种大小式样的冬大衣中间，铁皮鼓搁在膝上，闻着马策拉特的纳粹党制服的气味，边上是皮腰带。带弹簧钩的皮背带。但是，护士服的白褶裥我却再也想象不出来了，我两旁挂着的是毛料、精纺毛料和灯心绒，头顶上是前四年各种式样的帽子，脚边上是大人鞋，小孩鞋，上蜡的皮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