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tham，1843）及米尔（J.S.Mill，1862）。他们认为发明专利既能鼓励发明的研究，而有发明总要比没有发明好。所以发明专利对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这个观点错漏的地方，就是忽略了甚么发明应加以专利保障及保障范围的大小。

    我在上一篇文章所提出的轮子的例子就是这观点的一个反证。专利是可以禁止他人使用，是可以减少生产的。若世界上某一个发明只有一个人可以创造，而没有专利的保障，这个人就一定不会作所需的研究，那么这“有利无害”的观点是对的。但若有很多人都能造出同样或差不多的发明——这是可以肯定的实情——那么过大的专利保障对社会是有害的。这是因为若是少一点保障仍能有这发明的产生，有了发明之后，它的使用会因少了保障而增加。

    第二类观点，是认为发明专利对研究是毫无帮助的。陶西格（F..taussig）及庇古（A.C.Pigou）在本世纪初期都认定发明是自发的行为，是不需金钱的鼓励或任何保障而会自动爆发出来的。因此之故，发明专利与发明的多少就全无关系。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人可能纯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去作研究，但在事实上将名利完全抛诸脑后的研究者甚少。我们对发明者或科学研究者的佩服往往将他们的形象神化了。撇开我以前提过的自私自利的爱迪生不谈，历史的资料都有力地显示着伽利略及牛顿都是远不如传说中所说得那么淡泊。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商业上所雇用的研究专业人士，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在一向被认为是“清高”的学术研究行业中，争名斗利的行为触目皆是。这些现象，都证明了陶西格及庇古的“自发”观点，实在是将人的竞争本质看得太轻了。

    第三个观点，认为发明专利对研究是有害的。这观点由贝兰德（A．Piant，1934）始创，其后由巴赛尔（Y.Brazel，1968）加以发扬。他们认为一个发明的特许专利权只是一个奖品，先达者得，但往往会有很多人作同类的研究，又因为专利权只得一个奖品，只得一人胜出，所以研究者都争先恐后。结果不仅是输了的人白白浪费了代价，对社会有害，而“争先”的费用增加对社会也是有害的。

    这个因一个奖品多人竞争而引起浪费的理论并不肤浅，所以支持这观点的大不乏人。但我曾向巴赛尔指出两点谬误，使他承认他的观点是错了（因为我和他的新见解未有发表，这观点仍甚流行）。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若一个研究者明知没有取胜的机会，而也知道斗输了他是一点补偿也没有的话，他是不会参加竞争的（事实上，美国专业研究发展的机构，都设法调查对手，务求知己知彼）。第二、若大海上有一艘小船，载满了人，在大雾中迷失了；假若找到了这迷失了的船有奖赏，有100艘船一齐出海找寻，在这100艘船中，只有一艘将迷失了的船找到了。其他99艘的劳力怎可以算是浪费了呢？

    第四个观点，就是阿罗（K.Arroy），就会在边际上减少发明的使用，这对社会是无益的。

    我不同意阿罗的见解，是因为在我所调查过的专利租用合约（Patent License）中，使用费的收取并不一定是一般人所知的以每件产品计。事实上，发明专利的使用收费结构（Rates Structure ）五花八门——就是多个专利权合并换用而不收费的例子也不少——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在这方面我只知道收费的复杂性，却解释不了。阿罗显然连这复杂性也不知道。

    究竟发明的专利保障对社会有甚么用处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发明的研究工作往往费用甚大。有了发明之后，若公开了，抄袭或仿效的费用往往甚少。

    因为“学习”的代价远低于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