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向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对接线生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生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要么是西顿先生，要么则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