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非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的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教私人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克普斯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人数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斯克普斯山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上衣。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做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是“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就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愉悦所做的积极意向声明。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并非像共产主义俄国那样天地颠倒，只是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一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书籍，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学化学的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是——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在赎罪日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仪式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面又有点不舒服。对于英国托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对于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对于克努特·哈姆孙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有明确的看法。那里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布道者，比如说，号召正统派犹太教信徒解除对斯宾诺莎的禁令，或者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释说，他们并非真正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