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旬，他们拿到粤海关办理的粮驿道路引，背着藏有“教器”、“邪书”的沉重背囊登船重返澳门。重返澳门只是个幌子，他们乘船离开广州不久，便弃船走陆路，在蔡伯多禄等教民的带领下踏上北上的征途。教民李刚义打前站，带哆罗主教的信联络沿途的教民，协助护送。

    广州至京师的官道，既有奉诏进京效力的洋传教士北上，也有被驱逐回广东转道回国的传教士南下，外国人来往不算一件稀罕事。一路上畅通无阻，偶有官差盘问，蔡伯多禄敷衍几句便顺利过关。他们偶尔住进教友家，但多种情况是自己解决住宿，到破庙、牛棚或者屋檐下夜宿。

    护送传教士采用接力的方式，下一程，由湖南湘潭教民周正等人护送，一干人于七月到达湖北省樊城。刘绘川等湖北教民在此恭候，准备穿越鄂西直接进入陕西。他们渡汉水进入襄阳时，受到绿营兵截获盘查，刘绘川声称四个碧眼尖鼻的同伴是大清边民，准备路过陕西回西北老家。当时民众起事刚被弹压，绿营游击十分警觉，命令营兵搜查，从他们背囊中发现十字架等传教“邪器”和夷文“邪书”。

    八月初，绿营官兵将十余名疑犯押往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亲自审案。严刑拷打下，教民纷纷招供。特成额大惊亦大喜，此乃邀功请赏的上佳机会，立即上奏朝廷。

    乾隆见折龙颜大怒。密遣洋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的始发地是广东，乾隆在朱批中斥责广东督抚等地方官，“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你们）漫无觉察。”乾隆尤感惊诧费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

    乾隆自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聚众谋反案”，朝廷调兵遣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乾隆神经过敏，将两件事联系到一块，认为内外勾结，乱我中土，性质比乾隆十一年的福建教案要严重得多。在福建传教的教士，仅仅是乱我名教，蛊惑民心，现在竟发展到策应谋反的地步！

    乾隆下令详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严饬各地官员“按名拿办”。

    乾隆晚年的大教案自此拉开大幕。

    湖广总督特成额最积极，湖北湖南两省，参与护送和并不知情的教民纷纷落网。九月，特成额奏报朝廷，派官兵将四名意大利传教士，及接引护送的刘绘川等教民押送京师审讯。

    陕西是传教士的目的地。陕甘督抚雷厉风行，彻查邪教在陕西暗传情况，结果有重大发现，查获逮捕隐藏于陕西的洋教士三人。督抚据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帝奏报：陕西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传教西洋人和信教华民，称“本年罗马当家（哆罗）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各省。”

    乾隆大为吃惊，这还了得！邪教传播比朝廷估计的严重得多！乾帝下令各地督抚“严密查拿”。教案迅速波及到全国范围。

    甘肃、山东、山西、四川、江西、福建、直隶，均有重大斩获，共有十八名西洋传教士、数百名中国教民落入法网。洋传教士和教民首领押往京师刑部审讯。其他行省虽无斩获，也都弄得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广东是教案发源地，乾隆帝斥责各地督抚，广东督抚等地方官首当其冲。总督舒常在广西巡察，巡抚孙士毅接到严查哆罗教案的圣旨，吓出一身冷汗。和臬司姚棻紧急磋商后，指派臬司知事苗长青带领巡捕、皂隶赶往十三行，传各夷馆大班、牧师及他们的保商、通事来按察司聆训。姚棻叮嘱苗长青，重点传讯罗马医师哆罗，但不要惊扰他。

    夷馆大班及牧师由巡捕皂隶夹持行走，保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