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者皆会招认是洋教徒，滥罚无辜且不论。眼下，各地洋货零售商不再购入洋货，广东的外洋贸易将毁于一旦。

    “自雍正元年起，数次大教案，福建拔得头筹，结果福建的外洋贸易在一口通商前早就死气沉沉。历任广东督抚都没有做清剿洋教的英雄，个中的道理，不用老夫细说，孙抚台自会掂量。”

    孙士毅采纳了潘振承的建议。他不便直接收回成命，恰好有个虔诚的佛教徒善海被南海衙役屈打成招，供认在哆罗的教唆下参加邪教。六榕寺方丈带数十个和尚为善海作证求情，被县衙皂隶逐出。孙士毅抓住参与此事的衙役，杖责后枷号示众，公告全省，并且罚南海知县一年俸禄。各地官员生怕制造冤假错案，消极对待清剿邪教督抚令。大规模清剿邪教的行动渐渐偃旗息鼓。

    却说乾隆接到孙士毅的折子，孙士毅奏称：“行商潘文岩等不能防范罗马当家哆罗，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甘愿罚银十二万两。”乾隆朱批：“准其认罪，并令将此项银两解交河南漫工充用。”

    广东最后落实的邪教徒不到一百名，在广东内地传教的洋教士无一落网，全部逃往澳门。像山东、山西、四川、江西等哆罗教案未涉及到的行省，都查获了洋传教士。据可靠情报，逃往澳门的洋传教士就在澳门的教堂，抛头露面在教堂做法事；更有广东各地逃往澳门避难的教民，有七八百之多，他们也公开在教堂做祷告。倘若令澳门驻军突然袭击，少说也能抓获两三百，甚至还能带回确有证据在广东内地传教的洋教士。

    要不要扩大广东清剿邪教的战果，孙士毅举棋不定。倘若敷衍了事，广东外洋贸易可保，但巡抚及署理总督的位置难保；反之，保住了官位，必须赔掉广东日趋繁荣的外洋贸易，孙士毅还会成为广东的千古罪人，受到口岸商人和后任督抚的唾骂。

    经反复斟酌，孙士毅决定仿效潘文岩自缴议罪银。他先召来布政使陈用敷、按察使姚棻，说通了两名属官，然后上认罪折，自咎广东督抚、司道官员及意籍教士途经府县官员严重失察，甘愿罚一年俸银及半年养廉银。以罚赎罪，是和珅的一大发明，乾隆尝到甜头乐此不疲，朱批：“知罪可训，着督臣收齐银两交户部。”此时，协办大学士和珅出任吏部尚书，仍兼户部事。这笔巨银自然交给和珅，部分用于乾隆帝用度，部分中饱和珅的私囊。

    广东地方官无一受到行政处罚。湖南湖北不得不效仿广东，从湖南湘粤交界的宜章县，一直到湖北襄阳前一站的南津县，沿途地方官及省城官员统统自罚银两。乾隆及和珅财源广进，共收到七十万两银子。

    乾隆五十年三月，哆罗教案审结，查明天主教西洋教士及中国教民，与国内民众谋反毫无关联。但是，西洋邪教传播范围之广，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之多，藏匿时间之久，信教刁民之众，令乾隆帝夜不能寐。尤其是梅神甫、安多呢等西洋教士，藏匿山西、山东达一二十年之久。乾隆谕称：“此案本应按律定拟，将该犯等即置重辟，第念伊等究系夷人，免其一死，已属法外之仁，未便仍照向例发回该国惩治。因令刑部将各该犯牢固监禁，以示惩儆。”

    十八名西洋传教士全部囚禁在京师大狱。乾隆着广东巡抚孙士毅，将审判结果下达给在广州贸易的西洋商人，“详悉晓谕，使他们咸知感惧，益加小心，恪守内地法度。”

    对于华籍教士教民，惩罚则要严厉得多。华籍教士抄家入官，流伊犁给厄鲁特（蒙族）为奴；延请接引意大利传教士的教民，流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信教民人也都酌情受罚，最严厉的流伊犁与厄鲁特为奴。

    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在京效力的西洋教士积极营救，乞求中国皇帝高抬贵手，宽恕他们。恩威并举是大清夷务一贯的方略，十月八日，乾隆下恩赦令释放囚禁的西洋教士。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