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她曾把过多的刻意加在自己的身上。而这种不可言传的感觉,也许不是别的,正是按捺不住的、重新写作的欲望。

    就这样,当她在婴儿室等候表弟表姐的时候,布里奥妮意识到她可以用刚才喷水池边的情形作蓝本,写一个场景——其中也安插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窥视者。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急匆匆地赶回楼下的卧室,奔向自己那支有着大理石花纹的酚醛塑料自来水笔和一大叠干干净净的横格纸。她仿佛已经看到那一句句简洁的句子,一行行具有心灵感应魔力的符号,从自己的笔端涌出。她可以把这场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写上三遍。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这种写法赋予她的自由——她不用再苦苦挣扎于善恶之间,不用再费心刻画好汉或恶棍。因为三人中没有哪个是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好人。总之她不用再做出任何判断了,也不用设定任何道德标准。她只需要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维——每一个都和自己的一样鲜活,一样地因为意识到其他思维的存在而痛苦不堪。给人们带来不快的,不仅是邪恶和诡计,而且还有迷乱和误解;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简单的真理,即其他人与你一样实实在在。只有在故事中,你才能进入这许多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将他们各自平等的价值展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故事所需要具备的惟一的道德寓意。

    六十年以后,这个女孩子会在笔下回忆起十三岁的时候,自己怎样穿越了整个文学史——从源起欧洲的民间故事入手,之后又写起简单的道德剧,直到1935年那个热浪滚滚的早晨,她的发现使她转向不偏不倚的心理现实主义。六十年以后,她也将意识到自己曾在事实中混入了多少想象的成分,并恰如其分地自嘲了一通。她的小说以不含道德意识而出名,而且和所有的作家一样,她受着反复质疑的困扰,她不得不给自己的作品加上情节结构——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她会把自己的身影在其间彰显出来。她知道以复数形式指代自己戏剧是错误的,她知道她的讥讽违背了诚实思考的孩童天性,她知道她小说中所回忆的并不是那个久远的早晨,而是事后自己主观的解释。也许,对弯手指的沉思,对存在其他思维的不可忍受的想法,以及对故事优越于戏剧的领悟——也许这些思绪是她在另外的日子中涌起的。她也知道,无论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她出版的作品才使其变得重要,否则那发生的一切早就被淡忘了。

    然而她无法完全背叛自己;毫无疑问,那天早上她得到了某种启示。当她返回窗口,向下张望的时候,沙砾上那摊水渍已经蒸发不见。就这样,那幕发生在水边的哑剧什么都没有留下——仅有的痕迹是嵌在三人脑海中的回忆——这些回忆既分开又重叠。真相和杜撰的界限已变得相当模糊。当然她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按着自己的所见,客观地把情形写下来——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她要努力克制自己,不对姐姐加以声讨,尽管姐姐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进出的屋前把自己脱得半裸!之后她可以分别通过塞西莉娅和罗比的视角把整件事情重新写过。 然而现在还不是时候——布里奥妮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与生俱来的秩序感:排演正要进行,利昂也快到了,全家人都等着在晚上看演出呢——她可要有始有终才行。 这么一想,她决定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看看杰克逊的罪受完了没有。写作嘛,可以等到她有闲工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