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即将终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两年前在马赛拍摄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停地问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选一件生日宴会穿的衣服,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一过程的确让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许多。当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时,我竟把诊断忘到了九霄云外,达数分钟之久。我决定穿一件鸽灰色开司米羊毛衬衣式连衣裙。接下来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缎巾衬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针,配上漆革船形浅帮鞋——当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拂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门厅。箱子显得那么轻,我着实感到很诧异。

    我的秘书明天会在我回来之前到这儿来。我留了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尔后我拿了一本书,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园。一直以来,我都会把那些让人真正心烦的事情封存起来,不去想它们。但我过于兴奋,连书也看不进。向往已久的是去一趟乡村,与家人共进晚餐,在那里重续家庭的纽带。可是,我和一位医生进行一次典型的访谈。我应该感到沮丧。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我是否已众叛亲离了呢?想也无济于事。再过半个小时,车子才能到。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盖就会酸痛。我念念不忘罗拉,她那张浓妆艳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庞,不挂一丝笑容,她穿着让人看着感到危险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风风火火,敏捷地钻进罗尔斯轿车中,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当我在壁炉和低靠背长沙发间的地毯上举步行走时,我难道是在与她一试高低?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我无法在有生之年公之与众。

    这辆罗尔斯轿车肯定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晚来了十五分钟,令我大失所望。诸如此类的事情通常不会扰乱我的心情。这是一部满面尘土的小型计程车,后座盖着斑马条纹的尼龙人造毛。不过司机迈克尔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小伙子。他帮我提箱子,还客气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脑后支架上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吵闹的音乐声,他有些懊恼,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此后,我们一路上相处不错,并且谈起了各自的家庭。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的医生,他自己从莱斯特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在打算去伦敦经济学院撰写关于第三世界法律和贫困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我们从阴沉沉的西线行驶出伦敦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论文的概要:没有财产法,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财富。

    “律师在大发宏论呢,”我说,“你是在为自己兜揽生意。”

    他礼貌地笑了笑,尽管他肯定觉得我傻里傻气的。这年头,想通过交谈、衣着或对于音乐的品位来推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个你所遇见的人当成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

    二十分钟后,我们没话可说了。当车到达高速公路时,引擎一直嗡嗡作响。这时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乡间公路,感到额头绷紧地疼痛。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后硬着头皮吞了下去。我头脑,我记忆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觉时稍稍打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在那时,就在那辆微型小车的后座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用惶恐这个词可能太重,也许有那么一点幽闭恐怖症,也就是在衰败的过程中顿感一筹莫展,不见天日,畏畏缩缩。我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要他打开音乐。他以为我心地宽厚在迁就他,因为我们已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