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绝了,但我执意要他开,就这样,重重的贝斯拨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轻柔的男中音,它伴着童谣节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时而又唱起操场上跳绳的叮当声,歌声帮了我大忙,给了我乐趣。尽管这曲调听起来充满了稚气,但我觉得它在宣泄某种可怖的情感。我没有要他翻译。

    当我们拐入帝尔尼宾馆时,音乐还在演奏。自从上次来这儿参加艾米莉的葬礼后,已经有二十五年过去了。我首先发现公园的树不见了,我想大榆树恐怕遭受了病虫害,剩下的栎树也为高尔夫球场让道了。我们减慢了速度,让高尔夫球员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们视为逾矩者。格蕾丝 · 特纳的旧平房周围的树林仍然还在。车子驶过最后一片山毛榉,大宅就映入眼帘。没什么可以怀恋的——这儿一直来就是个丑陋的地方。但从远处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没有遮拦。也许是为了保护墙面的缘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干二净,它本可使正面深红颜色变得柔和。我们很快到达了第一座桥。我发现湖泊已不复存在。我们站在桥上,悬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时候在旧城壕中所见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风姿,你就会觉得它本身并不那么令人感到不舒服。过去,这里有莎草、鸭子和大鲤鱼,两个徒步旅行人在岛上的庙宇旁烤鱼,然后尽情地美餐了一顿。这一切也已成过眼烟云。如今,在那里放着一条长木凳和一只垃圾篓子。当然,小岛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岛,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长溜土墩,覆盖着平整的绿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冢、杜鹃和其他灌木丛生蔓滋。还有一石径,蜿蜒曲折,路边零零散散立着许多长凳和圆球型花园专用的路灯。我无暇猜测我在哪里坐下来安慰过年轻的罗拉 · 马歇尔女士,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第二座桥,并且慢慢驶进用柏油铺就的停车场。停车场足有房子那么大。

    迈克尔帮我把箱子提到旧大厅的接待处。他们多此一举,把针形凸纹地毯铺在黑白相间的磁砖地板上,真是异想天开。维瓦尔第的一曲《四季》正从隐蔽着的扬声器中发出汩汩之声。我觉得背景音乐总是那么令人厌烦,不过我从来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和一瓶花,两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两旁。一对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纹罩嵌贴在镶板上,上方悬挂着一幅画像,它原来挂在餐厅里的,我祖父用它来表示我们光辉的家族史。我给了迈克尔小费,并衷心祝愿他一帆风顺,写好有关财产权和贫乏的博士论文。同时我还试图想撤回自己对律师所作的愚蠢评论。他祝我生日快乐,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么轻软,多么谦逊啊!然后他走了。桌后一位满脸庄重、身着职业装的小姐给了我钥匙,并告诉我以前的藏书室已被预定,供晚会专用。已经到的几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会定在六点开始。搬运工会帮我把旅行箱拎上楼的。有电梯可供我方便使用。

    那时虽然没人向我寒暄,我却感到释然于怀。在我成为主宾之前,我倒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乘电梯上了二楼,经过了几道玻璃防火门,沿着走廊往前走,脚踏在锃亮的地板上当当作响,这当当声多么耳熟。奇怪,卧室被标数后锁上了。当然,我的房间门号是七,这里面并没什么奥妙,但我想我已经猜出自己会睡在哪间了。至少,我在门外驻足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这并不是我以前的房间,而是威尼斯姨妈曾经住过的房间。这一房间向来被认为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它俯瞰湖泊和远处的山林。皮埃罗的孙子查尔斯特意为我订好了这个房间。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我一进门,就喜出望外,两边的房间已被拼成一个大套间,玻璃矮桌上放着一大束温室里栽培的鲜花。威尼斯姨妈长期无怨无悔地霸占的那张高高大大的床已全然不见,用作嫁妆的雕柜和绿绸沙发也不见了踪影。如今,它们已成了利昂的长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