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跪在床边，子弹是从嘴巴里打进去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书信。

    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终于有人出来做了一个表示尊严的动作。阿根廷已经病人膏肓了。但是，一个人的死亡改变不了现存的秩序。

    “那你就这么写吧：开枪自杀，未说明原因。”

    “博士，您不觉得分量有点重吗？”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啊？那就说出事实吧！在什么地方守灵？”

    “没有守灵仪式。参议员遗孀拒绝守灵。她希望尽早安葬丈夫；如果可能的话，中午就下葬。”

    卡马格心中不安，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决定起床。他故意弄出动静，为的是吵醒布伦达，让她起床准备咖啡，尽管他知道妻子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他穿过走廊，进人办公室，打开电视机。他迅速按动遥控器的键钮，寻找新闻频道上是否有自杀的图像：或许急救车停在瓦伦提住宅的门前，或许有邻居们围观的热闹场面。

    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加沙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场面。

    正如那个女秘书对他说的一样，葬礼是在十二点钟举行。但是，差五分十二点时，送葬的人们已经在公墓里集合了。空气潮湿得叫人难以忍受。大理石渗出了水分，养育着苔藓；坟墓外部比内部更显得无依无靠。除去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没有哪家报纸提到这一自杀事件。各家广播电台都只是一带而过，不提自杀事件的具体情况，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好像是一件大家都想忽略过去的死亡事件，仿佛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似的。由于人人保持缄默，因此可以明白送葬人少的原因了。来的人少，但是显赫：共和国总统及其警卫人员，政府宠爱的几位法官，死者的一些同事。灵柩上一朵鲜花也没有。没人敢发表即席演说。一位总统侍卫官临时抓来一个聋子教士，后者似乎不明白来墓地的任务，急急忙忙地念了一遍悼亡经。

    总统高声道：“可怜的瓦伦提！这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他大衣的领子是竖起的，他冷漠地回应着人们的拥抱与握手，目光朦胧，仿佛眼前没有任何人似的。

    只是在卡马格走到总统身边时，他似乎才打起精神来。总统挽住卡马格的手臂，拉他到一旁说：“啊，卡马格博士，非常感谢您来送葬！”总统又叹息道：“请您尽量别在您的《日报》上散布那些毁掉了瓦伦提的卑鄙言论。可怜的他已经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了。”卡马格一向讨厌别人暗示他什么应该说、什么不能说，因此立刻警觉起来。他克制着自己，但是仍然无法避免以冷冰冰、疏远和傲慢的口气作答：“什么散布？我没有散布！先生，我公布的东西是可以拿出证据的。无论活人还是死人，我平等对待。昨天有位法官说，瓦伦提在武器走私问题上是有过错的。您怎么能希望这事不公布出来呢？”总统坚持自己的看法：“法官！法官！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上帝正在审判瓦伦提呐！， 他招招手，让侍卫官过来；接着，把卡马格撂在了身后。总统身材矮小，瘦弱，由于消瘦而掩盖了衰老。深栗色的假发把头顶上的光秃窘境遮掩得比较成功。从远处看，整形外科手术使得总统朝气蓬勃；而从近处看，他好像是个烧饼娃娃。

    风儿吹得烟头团团转。在公墓人口处，卡马格在巨大的签名纸前停步，客人们纷纷在纸上留下名字，以便说明自己出席了葬礼。他斜着眼看到恩索。马埃斯特罗一面快步向他走来，一面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恩索在葬礼上没有露面。他要干什么？一九八二年他和恩索在报社编辑部里邻桌共事；二人隔三差五地共进午餐，这是最亲近的礼仪了；卡马格理解为亲密友谊。但是如今思索已经变成了总统的哈巴狗、私人秘书，只有他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来找他卡马格谈话。

    “自从为这桩自杀的事情把我叫醒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