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这是什么？一封电报，谁打来的？不相干，对我毫无作用。目前给我打电报是一种粗暴行为。我已把一切都料理妥当，在最后一瞬间却来了一封电报。我再低头一看，桌上还有一封信。

    我把信放进衣袋，信改变不了我。可是电报却让我不安心，使我牵肠挂肚，乱了我的方寸。我面对电报坐下，沉思起来，拿不定主意，看还是不看。它肯定会干涉我的自由，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不知道是什么人企图阻拦我。有人不让我逃避痛苦，有人要我被痛苦吞噬而死，避免留下任何伤口、裂痕和痉挛的迹象。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封电报叫我如此坐卧不安。我坐在桌边沉思良久，不敢拆开电报，预感到其中埋藏着一种力量，这股力量要强迫我容忍我们不能忍受的生活，要强行把我拉回到我所要逃避的地方去。最后我还是打开了电报；颤抖着拿在手里慢慢辨认着，好似在翻译一种自己不熟悉的外国语。电文的内容如下：“父病危，速归，妈妈。”我渐渐明白了电报的意义。昨天我还想着我的双亲，担心自己将给他们造成痛苦，当然这仅仅是极表面的担心。现在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提出抗议，要把我拉回到他们身边。圣诞节时我和父亲的谈话也立即出现在我脑海中。他说过，年轻人出于利己主义和独立的感情，他们会由于一个未遂的愿望而轻易捐生；但是谁会想到他的生命I和别的许多人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呢，这些人是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欲望走得这么远的。如今我正是连在这样一根纽带上！我的父亲快死了，母亲孤零零陪伴着他，她召唤着我。他的病危和她的苦恼在这一瞬间还不能抓住我的心，我还是相信自己痛苦欲绝的认识；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把我自己的包袱扔给他们，不理睬他们的请求，自顾逃避痛苦，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我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黄昏时分我穿戴整齐来到火车站，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按照需要购买了车票，把找回的零钱装进钱包，汇入站在月台上等候的长长的人群，登上了一节车厢。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等待着冗长的黑夜过去。一个青年人走进车厢，环顾四周之后便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问了我一些话，而我只是木然对着他看，我毫无所思，毫无所想，但求他不要打扰我。他咳嗽着站起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黄色的皮予，又另外找了一个位置。

    列车盲目地、白痴般地在黑夜中奔驰，就象我一样愚笨、认真，生怕耽误了什么，又想挽救什么。几个钟点以后，当我手伸进口袋时，碰着了那封信。它居然还在，我心里想着，一边随手把它拆开了。

    信是我的出版商写来的，提到了音乐会和报酬，他告诉我，一切都顺利，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慕尼黑一位大批评家还发表了评论文章，他向我道贺。信里还附有一份杂志的剪报，是一篇文章，以我和我作品的名字为标题，长篇大论地评述当代音乐现状，又讲了瓦格纳和勃拉姆斯，接着就谈到了我的弦乐作品和我的歌曲，用了许多赞美的言词。当我读着这一行行黑色字体时，心里逐渐明白，我会受到人们欢迎并且享誉世界的。一瞬间我禁不住哭了。

    这封信和这篇文章让我睁开了眼睛，我回首这个世界，意外地发现自己并没有消失和沉沦，而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并且属于这个世界。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愉快地活下去。我该怎么做呢？啊，五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浮现在我眼前，我的感觉和想法都是郁闷的，一切都是那么可厌、苦涩和可鄙。这一切都成了一份死刑判决书，而我却没有执行它，现在也只能不执行它了。

    列车在隆隆地前进。我打开窗户，看着向后移动的黑色景致：伸着黑色枝权的可怜的光秃秃的树木、大屋顶下的庭园和远处起伏的山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乐意生存，似乎都很痛苦和反感。别人可能认为是美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