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