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