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展开一场政治辩论，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赤裸裸的坦率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会，我在那种场合中荣幸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小行星上，超脱了那个邪恶而豪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格拉底③的脑壳上，一片柠檬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打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结舌，弄得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人在回忆旧友时，后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记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纽约看一出俄罗斯戏剧，幕间休息时我同丽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温德大夫聊天。

    他说他“对普宁教授先生确实有一股亲切的感情”，而且还讲给我听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欧洲来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那几年我在纽约的一些社交场合和学术集会中碰见过普宁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们两人在一个挺欢乐、挺潮湿的夜晚搭乘一辆西区的公共汽车的情景。我俩来自各自执教的学府，参加一次为纪念一位伟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纽约市中心举办的文艺集会，有许多流亡人士参加。普宁从四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在温代尔学院教书，我过去从来没见过他象当时那样健康，那样顺利，那样自以为是。他逗乐地说他和我原来都是 vos’midesyatniki②（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说我俩当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区八十号街；在那辆乘客拥挤的、颠簸的车上，我们俩揪着车上两个紧挨着的吊环，我这位好友时不时想法低头，歪着脑袋朝外瞧瞧（不断地试图一再查对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时还跟我大谈特谈他方才在纪念会上没时间谈到的荷马和果戈里如何运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授职位时，约定可以自己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词聘请他协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他简略地答道他已对教学感到腻味，甚至不想等这个春季学期结束就想不干了。接下去他就谈起别的事。维克多（我在信中有礼貌地问起过他）跟他母亲在罗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离了婚，又嫁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品掮客。普宁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遗憾，说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温代尔学院作学术报告之前两三天就要离开那里。他没说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间，我乘长途汽车到达温代尔。考克瑞尔夫妇在车站接我，并请我到他们家去吃夜宵，我发现当晚我得住在他们家里，而不是照我原来所希望那样，在一家旅馆过夜。格雯?考克瑞尔四十边上，猫咪脸，优美的胳臂腿儿，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娘们儿。她丈夫我在纽黑文①见过一面，记得是个相当无精打采、圆脸盘、淡黄色头发英国人，如今却长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个人的长相一模一样了。我很疲倦，并不过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终有什么助兴节目，可我得承认杰克?考克瑞尔模仿普宁的言谈举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两个钟头，样样都表演给我看——普宁讲课的姿势啦、普宁的吃相啦、普宁向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