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董其武要让联络处入城，必须将联络处人员的枪支集中，交给他的人保管，联络处的人员不得出门，否则他的部队对联络处的安全不负任何责任。

    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给董其武较多的时间，我方联络处决定推迟到7月14日入城。可是，就在这时归绥城中连续出事：主张走和平之路的绥远《奋斗日报》被暴徒砸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之类谣言满天飞，在归绥出现了很多谩骂共产党和反对和平的标语，包头还出现了少数特务分子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在我方与董其武多次协商之后，我联络处人员才在7月11日和17日分两批进入了归绥城。

    7月18日晚上，董其武为联络处人员入城举行宴会，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到了近30人，而军队代表竟然只有一人参加。

    这时，蒋介石集团对绥远和平解放的破坏也日益加强。蒋介石先后三次派人到绥远活动。第一次是派原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人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二人到归绥，劝说董其武到南京面商一切，并说只有如此方能发给粮饷。第二次是派飞机来接董其武到广州出席各省主席会议。第三次是派曾经去北平劝说过傅作义的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陕坝，找董其武和孙兰峰长谈，并当场宣布了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绥远的所有军队均由第九兵团指挥。升官许愿的真实目的，一是要想取消董其武的兵权，制造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之间的矛盾；二是要求董其武和孙兰峰放弃绥远，将所有绥远的部队向西开进，转入宁夏、甘肃，共建西北反共基地（4月24日，我军解放太原；4月29日，解放大同；5月5日，解放安阳和新乡。至此，除绥远之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所以蒋介石决定放弃绥远，固守西北）。董其武表面上与徐永昌敷衍，但对于西撤一事，则坚决不理。孙兰峰虽然接受了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但这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他也没敢去夺董其武的兵权。

    反动派的疯狂活动在7月24日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我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和王保堂、光棣、陶俊等4人行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口时，被3个特务拦住去路，强行搜身，受到我方的严厉斥责。由于大街上围观的群众很多，特务未敢轻举妄动。但这几个特务一直跟随到新城和旧城之间的慈善堂，和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暴徒会合之后，向我方人员开枪并投掷手榴弹，王士鑫因受伤过重而牺牲，陶俊右腿负伤。

    当我联络处其他同志赶到并将王士鑫和陶俊送到省立医院时，猖狂的特务分子竟然给医院打电话，不准医院医治。这就是当时震惊绥远的“七二四”事件。事后查明，这次事件的主谋就是刘万春部下的二五八师政工主任赵元德，行凶主犯是二五八师的连长、刘万春原来的马弁李锡庆。

    “七二四”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从我党方面来讲，毛泽东就此事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华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三项决定：（一）联络处多数同志撤回丰镇，留下三个同志在鲁志浩领导下坚持工作，坚决不撤出归绥；（二）对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三）实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就董其武方面来讲，将我联络处搬到更安全一些的原来蒙古德王府内办公，派他的卫队担任警卫。这以后，我联络处的同志又陆续进入归绥，我绥远省委增派了工作人员到归绥，充分发动群众，用广大群众热爱和平的力量，逐渐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