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

    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

    首先是安全问题。为此，由傅作义部下原三十五军的师长冯梓秘密入绥，见到董其武部主力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选定了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的美岱召（按：蒙古族把寺庙称为召）作为住所，那里原来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特汗在土默川修建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周围建有石面土心的城墙，四角建有角楼，背靠大青山，面临土默川大平原，南面就是黄河，风景优美，环境清幽。张世珍调独立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前来担任警卫。在去归绥的路上，则准备了一列专用的铁甲列车。

    其次是经费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拨出现大洋15万元，傅作义又从他原来部队的“奋斗基金”中提出5万元，共携带现大洋20万元。同时还带去了一个车皮的布匹。

    8月20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着毛泽东写的“不以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及其随员李世杰、王克俊、阎又文、袁庆荣等，在我驻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去绥远。聂荣臻和薄一波亲到前门车站送行。华北军区派出一个营的警卫，随车前往。车到丰镇，受到我绥远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高克林、杨植霖等的热情接待。车到旗下营，又受到我绥远省军区领导人姚哲、裴周玉等的热烈欢迎。在旗下营，我军的警卫营将警卫任务移交给董其武派来的由卫景林率领的警卫营。当铁甲列车到达归绥时，全城戒严，董其武率所有高级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与傅作义已经不是一条心的刘万春等也不敢不到车站迎接。

    傅作义到归绥之后，首先听取了董其武的详细汇报，然后就接见包括刘万春在内的主要官员。三天以后转移到美岱召，继续传见所有部队的军官、若干地方官员，一个一个地谈话，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他还到一些部队与全体官兵见面、讲话。同时，将带的现大洋作为慰问金，分发给各部队，士兵每人两元、军官每人五元。带来的布匹则交给被服厂赶制军衣。

    也就在傅作义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而辛勤工作、安定广大军政人员的情绪、劝说大家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的和平道路的时候，蒋介石却让国民党西部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给傅作义送去一封又一封电报，有蒋介石的，有代总统李宗仁的，有行政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