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丢失，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让我军与敌人大打是不适宜的，东北局对下一步的战略必须认真考虑。而东北局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苏联红军的态度。

    彭真、陈云等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初到沈阳时，立即前往驻沈阳苏军的指挥部拜会。当时苏方的态度还比较友好，所以我军就在沈阳前张作霖的“大帅府”建立了东北局的办事机构，开展工作。最先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也在沈阳住了下来，帮助这时只有领导干部却无工作人员的东北局做些工作。

    可是不到半个月，苏方见我们在东北迅速发展力量、扩充军队，这与他们原来早已确定的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冲突的，于是态度就有了变化，要我军撤出沈阳。我们做了让步，让李运昌部在10月6日撤出了沈阳，东北局机关才留了下来。三天之后，即10月9日，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接收先遣人员到达沈阳。10月12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也到了沈阳。当时，苏方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做了软抵制，应当说还是帮了我们忙的。

    可是，当我们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一线开战以后，苏方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变。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1月20日撤军，决定在撤出前五天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大城市空降，由国民党政府对各大城市进行接收。我方与苏方进行了耐心交涉，不仅交涉无效，苏方还强行解散我们正在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这种变化不是出于驻东北的苏军，而是出于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苏联政府为了承诺过去与美、英政府所签订的《雅尔塔协议》，为了不得罪美、英政府，也为了维护国民党政府所许诺给苏联的在华利益，不愿意国共双方在东北开战，希望能把东北顺利地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前一段时期，国共双方在东北还没有多少冲突，苏方对我们就比较客气。

    当山海关打起来之后，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于11月17日撤出了长春（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刚到东北时未驻沈阳，而驻在长春），先是迁往山海关，以后至锦州，多数人则在北平待命（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对东北的第一次“接收”的结束，但实际上是为了给苏联增加压力而打的外交牌）。苏方不愿为此事引起美、英的干涉，态度就更加强硬起来，决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将中共在沈阳和长春的所有人员尽快驱逐。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当时毛泽东生病，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在电报中明确了对东北工作的新方针：“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从此，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局必须对全面工作进行新的部署：将东北局撤出沈阳，几位负责人中，彭真、罗荣桓、林枫带东北局机关去本溪；高岗、张闻天去北满，同已在北满分局的陈云一道工作；李富春、吕正操去抚顺主持东北局西满分局工作；陶铸、萧华到法库主持辽宁省委和辽宁省军区的工作。

    1945年11月25日，我东北局撤出沈阳。然后，我吉林省工委的周保中等人撤出长春，在农村中坚持开展工作；陈云领导的东北局北满分局撤出哈尔滨，在宾县建立根据地。此外，在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城市中的人员都退了出来。我党在东北的负责人只有李兆麟一人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留在哈尔滨。由于他过去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威望，暂时还可以在城市中活动。

    苏军对我军不友好的最典型事件，也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最令人痛心的严重事件之一，就是卢冬生的遇害。虽然这是苏军中个别人所为，但是不能不记。卢冬生，湖南湘潭人，1925年参加北伐军唐生智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入党。1928年随周逸群、贺龙从上海到湘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