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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蒋介石“杀民养兵”
    长春本为松辽平原的粮仓,物产丰富,伪满时期是全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时期人口曾经超过60万,日寇投降后都还有50万。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这里一直战事不断,有不少人口外迁,也有不少农村中为逃避土地改革打击而逃来的地主,还增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到1948年3月,城内军民总数,据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在60万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见长春被围,也向乡下转移,人口有所减少。到6月份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城中全部人口估计仍在50万左右。

    这其中,军队有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有6万人,各种地方游杂部队和从农村逃进城的各路土匪(郑洞国为了管理这些人曾经将其编了两个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后勤人员加起来有4万人。这大约50万人每天要吃,要烧,天一冷还要取暖,就成了城中头等重要而又最难解决的大事。新七军原来就驻在长春,屯集了一些粮食和马料,问题不大。六十军是在3月间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有什么家底。刚进城时只是由新七军分了一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给六十军。

    郑洞国为了稳定军心,曾花大力气采购了150万公斤军粮,长春市政府也买了50万公斤大豆。所以军队先还有些粮食吃,后来就只能把马料与粮食掺和吃,最后连六十军的军人也不能吃饱了。外边的接济只有空投。据当时美联社的专家估计,每天要40架飞机的空投才能勉强够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机一天最多只能来四次,空军的飞机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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