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见到吉普车，估计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干部，便亲自前去处理，并向吉普车旁的华野领导干部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何基沣将军命令自己负责在此等待联络的任务。他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的干部不是别人，竟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宋时轮。

    和宋时轮一道的还有华野十纵的刘培善政委。

    刘培善问王世江：“何将军交代你们怎么办？”

    王世江说：“引导解放军过河，听从解放军首长命令。”

    宋时轮说：“那好，我命令你率全营官兵就地起义。”

    就这样，一一一团三营成了整个贾汪起义中最早起义的部队。宋时轮在很多年以后谈到这次奇遇时，相当感激地说：“要不是何基沣及时调整运河北岸的部队，我们就都成了国民党的俘虏了。”

    五十九军的军长溜了，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决定参加起义，原以为参谋长刘景岳和两个师长崔振伦、杨干三完全可以被说服一道行动。谁知到了11月6日这紧急关头，当孟绍濂给他们做工作时，三人竟然考虑到家属还在浙江，怕被蒋军杀害，故而坚决不干。孟绍濂问何基沣和杨斯德能否把起义时间向后推迟一两天，让他再慢慢做工作。杨斯德说时间早已决定，一点也不能变动。在这紧急情况下，何基沣和杨斯德认为有必要请北边的解放军加点压力，促成五十九军几名军官改变态度。于是，孙秉超立即过运河，见到了万年闸北岸的华野七纵司令员成钧。报告情况之后，成钧立即用电话向陈毅司令员做了报告。陈毅当即决定由七纵在万年闸、十三纵在台儿庄来一次突然袭击，为何基沣的工作加温。

    11月7日黄昏，运河边几个月的沉静被华野的猛烈枪炮声所打破，我七纵一举攻占万年闸，三个团的兵力强行渡河，十三纵则包围了五十九军在北岸的阵地。由于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去徐州开会，参谋长刘景岳只好向何基沣告急，而何基沣则命令刘景岳必须立即收回万年闸，否则立即以军法从事。同时，何基沣又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的冯治安打电话说：“当此决定党国生死存亡的时候，两个军长一个告假回家，一个抱病不出，两个副军长留在徐州开会，军中指挥不灵，万一丢了阵地，谁能负责？”何基沣的用意，是要让孟绍濂立即离开徐州，回到五十九军部队中，同时也为已被困在徐州多日的张克侠的出城创造一些条件。冯治安听说前方已打了起来，解放军正在渡河，一时慌了手足，只得让孟绍濂立即回到部队去，但对张克侠提出的去前线的要求，仍然不予允许。因为他知道，五十九军很多人都是听张克侠的，只要张克侠留在徐州，五十九军就跑不了。不过，他完全不知道，孟绍濂已经在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了。

    孟绍濂回到五十九军军部之后，再次对几名主要军官晓以利害，并明确告诉他们，起义是在张克侠和何基沣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是早已预谋、和解放军是早已联系好的。这时，何基沣赶到五十九军军部，公开了自己发动起义的决心，杨斯德也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样，刘景岳、崔振伦等人终于决定五十九军在孟绍濂的指挥下全军起义。这时，已是11月8日的凌晨。

    可是，这时的张克侠还未能冲出牢笼，还在徐州城内敌人的控制之下。为了到部队中指挥起义，11月8日清晨，张克侠只带了一名侍从副官，乘车强行通过了出城往郊区的栅口，冲出了徐州。当绥靖区参谋长、国民党特务陈继淹派人向刘峙报告，要派兵出城追赶时，他所派出的时任冯治安高级参谋的尹心田乃是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早年也曾参加共产党，这时对张克侠的反蒋行动是支持的，所以有意拖延了时间，让张克侠得以顺利出城，到达了贾汪与何基沣、杨斯德等人会合。

    五十九军全军参加了起义。七十七军由于军长王长海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