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以一部分兵力来打援。徐州以北的解放军人数不多，而且可能并非主力，是用来起牵制作用的。基于以上认识，可以抽出较多原来用于防守徐州的力量去解救黄百韬。应当认为，杜聿明的判断大致不误，要比刘峙高明得多。但也有失误之处，这就是他以为我军主力全在包围黄百韬，而是以次要力量来打援。其实我军包围黄百韬的兵力是5个纵队，不到华野16个纵队的一半。而我军用于打援的兵力则要比包围黄百韬的兵力多得多，更何况还有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杜聿明低估了我打援兵力的失误，对今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是有明显影响的。

    根据上述判断，杜聿明制订了两套作战方案。第一是要黄百韬坚守7～10天，在这段时间中，集中力量先击破徐州西边的中原野战军，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救黄百韬兵团。这一方案的好处是可以集中10个军的兵力，先打中野，后打华野，有把握，风险不大。关键是黄百韬能不能守住7～10天。第二是以部分兵力守徐州，而以主力先救黄百韬，同时急令黄维兵团向徐州前进，用以增加徐州的兵力。这一方案的好处是比较稳妥，但黄维能否尽快赶到徐州，没有把握。在经过讨论之后，第二个方案被刘峙等人所接受。

    11日午后，由刘峙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十六兵团（即孙元良兵团）和第二兵团（即邱清泉兵团）的七十四军负责徐州的守备，并注意对徐州以西的警戒；以第二兵团余部和第十三兵团（即李弥兵团）援救黄百韬，迅速向碾庄攻击前进；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命令一下达，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在11月13日即开始出动，向东实行正面攻坚，企图解黄百韬之围。

    但是，虽然命令下达了，行动也展开了，可杜聿明仍然感到心中很不踏实，对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更是感到难以把握。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情，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当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实在太坏了，且不说在解放区，就是在国统区，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容易搞到准确的情报。用杜聿明自己的话说，“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周围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的老百姓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之间仅有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之一部，而国民党军队从老百姓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按：即安徽的涡阳与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一地区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因此，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杜聿明虽然得到了徐州地区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可是他却并不清楚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具体动向，不知道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统帅将对他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进行怎样的打击。

    作为一场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战，国共双方有一件大事颇为相似：双方的统帅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最后确定的，都是在已经打响之后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于淮海决战的计划有一个经过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一个从当初的“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过程。在初期的“小淮海战役”阶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把指挥任务交给华野的粟裕负责的。但是，从一开始中野就在进行配合，中野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王近山指挥的六纵奉中央军委之命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武汉的白崇禧集团牵制住，不让其向东增加华野的压力。当处于最前线指挥作战的粟裕看到这一战役的规模愈来愈大，已经成为华野和中野两大集团军联合行动的大决战时，就于10月31日夜致电中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