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侍一处主任钱大钧深知情报部门汇集来的各种支离破碎的军事情报，已经让这位并不擅长大兵团指挥的蒋介石委员长有些焦头烂额。日本陆军向来强调迂回进攻，目前淞沪正面的战局虽然已经到了极为不容乐观的地步了，但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迫切的显然是判断出日本方面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日本军队直接在上海登陆之后，虽然可以得到优势海空军的支援，但是战场正面毕竟相对狭窄，兵力无法展开。而即便在一点取得突破，也必须要面对中国军队辽阔的纵深防御，且由于战场地区河网纵横，日本陆军在亚洲区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像在华北平原那般狼奔豕突。

    因此在上海战事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关注着日本军队在长江三角洲两翼发动迂回登陆作战的动向。日本军队是东亚地区当时最富有两栖登陆战经验的军队。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陆军均有过两栖登陆抄袭敌后的战例。因此在1936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拟订的《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年)作战计划》便明确提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

    而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

    针对日本方面的海上优势，《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年）作战计划》中便明确提出：

    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

    可见国民政府方面对日本可能在战区侧背实行两栖登陆作战并非全无预期。但是有预期是一回事，反登陆作战的具体部署却又是另一回事。长江入海口和杭州湾加在一起有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处处设防显然并不可能，因此国民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南京——江阴一线。在长江海防方面，整理顺序为“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浙、粤、闽、苏、鲁诸海岸”。为此在上海战场正面鏖战的同时，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如何防御日本方面可能展开的两栖登陆作战，此刻也已经被提到了军委会议事栏中。

    作为自明朝以来中国经济的心脏，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海权沦丧的近代始终是外敌入侵的首选目标，而扼守长江入海口的南京更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的咽喉所在。1934年，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就曾拟就了一份《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同时还有一份《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方案》。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南京防御作战的具体方案，而后者则是一份如南京陷入重围，首都卫戍作战失败后的具体渡江撤退方案。同一年，参谋本部还草拟了《南京防守计划》及《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几乎每一份方案、要领、纲要的制定，都是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的积极体现。

    事实上早在1932年1月28日，面对突然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便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同时，不得不去考虑南京——这座民国首都的防守问题。虽然那场爆发在沪西的军事冲突最终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平息，但却也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得出以下共识：“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上海爆发，日军必将在优势海空力量的掩护下，以精锐部队沿京沪铁路并溯长江向南京进攻。”

    1932年12月，按照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