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当局的指示，参谋本部就在部内秘密成立了城塞组，并以参谋次长贺耀祖为城塞组主任，主要任务是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整修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地，构筑江防要塞，并在南京以东地区构筑国防工事。而这也是1934年参谋本部拟就《首都防御作战计划》的开始。

    让钱大钧颇为苦恼的是由于国民政府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防目标，几年以来国军主力一直在江西一线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故而拟定的《首都防御作战计划》早已沦为了纸上空谈。这倒不全由于国民政府的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工程材料和工兵部队大多在第五次苏区围剿中，被派遣到了赣东前线，实施所谓的“铁壁合围、广筑堡垒”的进剿计划去了，所以准备修筑的国防工事只能一拖再拖。

    直到1935年，中日两国军队在华北发生了新的冲突，“绥远事变”、长城抗战的枪声响起，一场由日本人在背后唆使、一些汉奸逆贼上演的旨在使华北脱离中央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这才发现，停滞了一年的首都防御作战准备是多么重要。

    尽管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日本的蚕食侵略政策有着清楚认识的国民政府立即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作战准备工作，但留给国民政府的时间却已然不多了。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陆军在天津等地的“驻屯军”频频与第29军宋哲元所部在平津地区发生对峙，整个热察绥冀地区已然火药味浓重。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全面对日备战尤其是首都防御部署才开始“临时抱佛脚”。

    1936年2月，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督促建设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基本完工，这两道在京沪之间的主要防御方向上修筑的国防工事线不仅组成了南京外围的主要战线防御阵地，同时也是整个京沪之间的重要守御地带。而在南京地区，在军委会督促下，由德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也开始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

    自大胜关起，沿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直至乌龙山要塞，这一条防御线是所谓内卫线的外围防御阵地，而以明代修建的绵延数十公里的南京城垣为内廓，环城以雨花台高地、工兵学校、大校场飞行场、孝陵卫、紫金山、幕府山要塞炮台一线为外廓，从而构成了内外廓相呼应的复廓阵地。另以城内北极阁、清凉山等高地为核心，筑成坚固的核心防御据点，从而形成了点、线、面防御结合的工事线。

    钱大钧清楚地记得，193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在南京附近举行了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军事演习——冬季大演习，地点就在南京的内外廓阵地之间。参加演习的部队也全是中央军的头等主力，如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和第36师等等。演习分为东、西两军，双方以攻防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目的，在城东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具有很强模拟性的攻防对战。

    虽说是演习，但这场由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直接指挥的推演性质的军演，却极具规模，也有着极强的军事指导意义。除了两军对战性的模拟攻防之外，与此同时，各防御区也进行了局部演习，各要塞防守区更是模拟了“对敌舰射击、各炮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科目，而海军也演练了以布雷作战的方式来封锁江面的作战科目。

    现在看来，虽然国民政府担心会刺激到已经蠢蠢欲动的日本军方及政府，同时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为以后随时会发生的中日对战做好准备，1935年的那场大规模的陆、海军冬季大演习几乎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却对于当下的局势具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起，参谋本部就开始秘密制订《京沪保卫战设想和计划》，并在上海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