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城里，一般做买卖的，帮闲的，伕子们，够得上在他那姓下加上一个“伯”字的，这证明他是有了什么德行，一般人对他已起了尊敬心了。就如道门口那卖红薯的韩伯，做轿行生意的那宋伯等是。

    这伯字固然与头发的颜色与胡子的长短很有关系，但若你是平素为人不端，或有点痞，或脾气古板，象卖水的那老杨，做包工的老赵，不怕你头发已全白，胡子起了纽纽，他们那娘女家，小孩子，还不是只赶着你背后“烂脚老杨唉！送我一担水”，“赵麻子师傅，我这衣三天就要的啦，”那末不客气地叫喊！你既然没有法子强人来叫一声某伯，自然也只好尽他那些人带着不尊敬的鼻音叫那不好听的绰号了。

    这可见镇筸人对于“名器不可滥假于人”这句话是如何的重视。

    在南门土地堂那不须出佃钱底房子住身的阿韩，打更是他的职业。五十来岁的人了，然这并不算顶老。并且，头发不白，下巴也是光秃秃的。但也奇怪！凡是他梆子夜里所响到的几条街，白天他走到那些地方时，却只听见“韩伯，韩伯”那么极亲热的喊叫。他的受人尊视的德行，要说是在打更的职务方面，这话很觉靠不祝他老爱走到城门洞下那卖包谷子酒的小摊前去喝一杯。喝了归来，便颠三倒四的睡倒在那土地座下。哪时醒来，哪时就将做枕头的那个梆取出来，比敲木鱼念经那大和尚还不经心，到街上去乱敲一趟。有时二更左右，他便糊里糊涂“乓，乓，乓乓，”连打四下；有时刚着敲三下走到道台衙门前时，砰的听到醒炮响声，而学吹喇叭的那些号兵便已在辕门前“哒——哒——”的鼓胀着嘴唇练音了。

    这种不知早晚的人，若是别个，谁家还再要他来打更？但大家却知道韩伯的脾气，从不教训过他一次。要不有个把刻薄点的人，也不过只笑笑的骂一句“老忘晕了的韩伯”罢了。

    那时，他必昂起头来，看看屋檐角上的阴白色天空“哦！

    亮了！不放醒炮时倒看不出……“接着只好垂头丧气的扛着他那传家宝慢慢地踱转去睡觉。走过杨喜喜摊子前，若是杨喜喜两口子已开了门，在那里揉面炸油条了？见了他，定会又要揶揄他一句”韩伯，怎么啦？才听到你打三更就放醒炮！

    晚上又同谁个喝了一杯吧？“

    “噢，人老了。不中用了。一睡倒就象死——”他总笑笑的用自责的语气同喜喜俩口子说话。

    有时候，喜喜屋里人很随意的叫一声“韩伯，喝碗热巴巴的猪血去！”他便不客气的在那脏方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

    客气，是虚伪。客气的所得是精神受苦与物质牺牲；何况喜喜屋里人又是那么慷慨大方。

    然而他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他和气。

    他的确太和气了。

    他没有象守城的单二哥那样，每月月终可到中营衙门去领什么饷银：二两八钱三的银子，一张三斗六升的谷票。他的吃喝的来源，就是靠到他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捐讨。南街这一段虽说不有很多户口，但捐讨来的却已够他每夜喝四两包谷烧的白酒了。因为求便利的缘故，他不和收户捐的那样每月月终去取；但他今天这家取点明天那家取点来度日。估计到月底便打了一个圈子。当他来时，你送他两个铜元，他接过手来，口上是“道谢，道谢”，一拐一瘸的走出大门。遇到我对门张公馆那末大方，一进屋就是几升白米，他口上也还只会说“道谢，道谢”。

    要钱不论多少，而表示感谢则一例用“道谢”两字，单是这桩事，本来就很值得街坊上老老小小尊敬满意了。

    我们这一段街上大概是过于接近了衙门的缘故吧，他既是这么不顾早晚的打更，别的地方大嚷捉贼的当儿，我们这一节却不听到谁家被盗过一次。虽说也常常有南门